廣東、浙江、福建等地藥監局堅持每季度對藥品抽檢結果在網上公告，而從２０１０年至今所公告的不合格產品中，有部分企業幾乎每期都“榜上有名”，“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這樣的企業還能安然生存呢？”談起這些“羅生門”的事，全國人大代表、廣西花紅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韋飛燕仍然難抑憤怒。
    “現在‘消’字號、‘健’字號產品冒充藥品的現象十分普遍，幾乎處于不可控的狀態，而法律對此的界定依然模糊。”韋飛燕說。
    ２０１１年，韋飛燕組織人員走訪了７１９２家終端藥店，發現涉嫌銷售非藥冒充藥品的藥店有１９０９家，占調研藥店總數的２６．５４％。２０１２年兩會期間，她提交了《關于加大整治非藥品冒充藥品的建議》，得到了國家食藥監局的重視，并通知各省區市藥品管理部門查處。
    “而一年多來，非藥冒充藥品的假藥、正規生產企業生產的劣藥在終端銷售依然很普遍。”韋飛燕說，今年初，她又組織人員走訪了３７個地級市１３１５家藥店，發現涉嫌銷售假冒藥品的有２７３家，在調研藥店總數中占２０．７６％。
    全國人大代表、甘肅省蘭州理工大學生命科學與工程學院制藥工程系主任馬建蘋說：“（相關）法律法規我們是有的，主要是執行難或者執行不力。”馬建蘋認為，造成目前假藥泛濫主要是在制造和流通環節上執法不力。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表示，藥品制假售假一旦在源頭和執行上處置得力，將在短時間內見成效。
    “與傳染病或者環境問題不同，假藥問題是純粹的人禍。處置得力，沒人敢干了，這一問題將迎刃而解。”王宇說。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起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加大了對生產制售假藥的處罰，制售假藥可以入刑，對制售假藥的打擊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但韋飛燕認為實際的執行力度很弱。
    “本以為這是個重錘，預期會像查處‘酒駕’一樣嚴厲，但其實不然。藥品打假不像打擊酒駕，公安部門一管到底，藥品打假涉及藥監、衛生、工商、公安部門，打假責任主體不明，難以形成合力，有的甚至相互推諉，各地執法力度也不一樣，結果假藥還是泛濫。”韋飛燕說。
    假藥認定的問題解決后，關鍵就是執行打假的問題，制度化才能保證有效的結果，因此相關部門應制定嚴厲的假藥稽查制度，以確保對假藥的打擊力度。
    馬建蘋建議，應從立法層面對藥品市場進行規范，如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對制售假藥的行為從法律層面做出更嚴厲的制裁，提高違法成本，形成有效威懾；同時在具體執行和監管的過程中，注重實效，杜絕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在今年兩會上，韋飛燕擬提出《建議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的議案》，詳細列出了１０條修改建議，從完善法律入手，解決制售假劣藥品處罰過輕、監管不嚴的問題，減少假劣藥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危害。
    “建議國家藥監部門會同公安部門、工商部門、衛生行政部門制定聯合打擊假藥制度，讓假藥的制造者和銷售商暴露在陽光下無處遁形。”韋飛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