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什么？過去城鎮化的經驗教訓能給今天帶來哪些啟示？改革能否幫助中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７日舉行的記者會上，厲以寧、林毅夫、陳錫文和李毅中等經濟學者指點發展中的“高危因素”，把脈“中國陷阱”。

    增長依賴投資拉動，最大風險仍然是金融

    “什么是中國最大的風險？我認為最大的風險仍然是金融。”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說，金融風險來自于我國經濟增長總是依賴投資的拉動。如果新的城鎮化再走老路，全國一窩蜂式地花錢、蓋樓，就會產生包括銀行貸款在內的大量債務。

    全國政協委員、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李毅中關心的產能過剩問題也涉及金融風險。他說，重復建設就需要淘汰落后產能，但這會造成很多危害，首先帶來的問題就是企業效益低下，支撐建設的貸款會出現風險。

    李毅中坦言，部分產業產能嚴重過剩是個不爭的事實。業界認為，一般開工率在７５％以下就屬于嚴重過剩，但我國的鋼鐵、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業的開工率都不足７５％，更嚴重的是，光伏電池開工率僅５７％，多晶硅僅３５％。

    “所以我們必須注意，增長要有效率。”厲以寧說，如果投資過剩、產能過剩，增長沒有效率，那么如何來償還大量的貸款？地方政府的壓力如何化解？

    厲以寧擔心這些風險容易促成金融危機。一個銀行倒了就拖垮一批銀行，一家企業陷入債務危機就斷了一整條資金鏈，造成大量企業之間相互欠債，“這是我們要防范的風險。”

    城鎮化損害農民利益，社會難以保持安定

    城鎮化將成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但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看來，以往的城鎮化過程既有經驗也有教訓，“‘城鎮化’這個詞熱起來之后，相當一部分人產生擔憂是可以理解的。”

    陳錫文認為，以往的城鎮化有一些突出的問題，除了大量資源能源損耗、耕地占用過多、水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可持續發展難題外，一個明顯的問題是人口城鎮化滯后。

    據介紹，與世紀之交的２０００年相比，１２年來我國增加了２．５億的城鎮常住人口，但他們絕大部分沒有所在城市的戶籍，其中農民工占大多數。陳錫文說，這些人在城市生活了多年，為當地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由于身份問題，他們無法享受必要的公共服務。

    “有一個詞在中國被常常提到，叫土地財政，很多城鎮的發展對土地財政過于依賴，這就會造成對失地農民合法權益的侵犯。”陳錫文說，對于失地后進城的農民工，必須認真考慮如何在其失地后有長遠的生計保障，生活水平還能提高。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指出，如果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后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就會成為貧民，將導致貧富差距拉大。

    陳錫文提醒，從世界各國來看，如果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中能實現社會平穩，那么這些國家和地區大多是把城鎮化作為富裕農民的過程。而如果城鎮化剝奪農民財富、損害農民利益，那么城鎮化的成果就不能持久，社會也很難保持安定。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需提防中等收入陷阱

    新興經濟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３０００美元至１００００美元的階段，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的機遇期，又是矛盾高發期，很可能掉進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２０１２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６１００美元，正處于中等收入國家階段，中國將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對此，林毅夫認為，中等收入陷阱產生的最主要原因是產業結構沒有升級，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大量人口無法找到工作，收入分配差距由此不斷擴大。因此，重要的是要不斷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利用國家的后發優勢，提升經濟的競爭力。

    厲以寧說，社會動亂、收入差距拉大等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國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讓社會進入一個比較和諧的階段。同時加上技術創新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我相信中國可以實現跨越。”

    林毅夫表示，按照目前的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人均收入水平相當于美國的２０％左右，這和上世紀５０年代的日本、６０年代的新加坡、７０年代的中國臺灣和韓國與美國的差距一樣。

    “從國際經驗看，這四個經濟體利用后發優勢，都在這個階段之后實現了連續２０年７．６％至９．２％的年均經濟增長。我相信利用同樣的后發優勢，在克服許多困難的情況下，我國也應該有潛力維持２０年每年８％左右的增長。”林毅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