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兩會會場內外人們議論的熱點，不難發現，或多或少都與財稅改革有關。只要有政府活動的存在，就會有財政的身影。財政收支代表政府活動，財政收支行為的規范化，意味著對政府行為的制度化制約。從這個意義上說，財稅改革絕非簡單意義上的財稅部門的改革，而是關乎全局的綜合性改革。
　　財稅改革應有大視野，這應是下一步財稅改革需要把握的重要原則。只要屬于國家財富管理范疇，都應納入財稅改革框架。財稅改革應致力于完善國家財富管理制度，在完善政府預算體系的基礎之上，形成系統的政府財務報告制度，增加財政透明度，以更好地服務于市場經濟體制建設。
　　財稅改革應有利于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規范化，進一步增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比如，為使宏觀稅負保持在合理水平，不能只考慮狹義上的稅收收入負擔，而應綜合考慮非稅收入、政府性基金和社會保險基金的負擔，使宏觀稅負與公共服務水平相匹配，國有土地、國有資源和國有資本收益為社會發展做出更大貢獻。相應地，宏觀稅負同步下調。
　　財稅改革應擺脫行政部門收入“想要就可以有”和“想什么時候收就什么時候收”的邏輯。必須進一步規范政府收入，應在收入形式的變更與新收入形式的確立上，設置必要的制度障礙。應結合國家法制化和民主化進程，做到政府各種收入的取得必須基于法律，不論是稅收，還是其他形式收入。
　　政府支出“想給就可以給”的邏輯也應從根本上改變。一些過分干預市場與個人經濟活動的政府支出行為，是政府財力過于充足的表現，應盡快改變。政府多余財力或儲備或退給民眾，效率可能更高。應堅持政府支出致力于改善公共服務的方向，但支出多少不能采取簡單的比例要求，而應根據實際情況綜合考量。如果某地某種經費已經足夠，那又何必因比例未達標而擴大支出規模？財政支出和收入一樣，都需要法律的嚴格規范，也需要尊重經濟規律。
　　距1994年大規模財稅改革已有20年，從那以后，財稅改革基本上是“零敲碎打”式的，很難形成改革合力。下一步財稅改革必須是全方位和系統性的，治標式改革只會帶來新問題。比如“營改增”擴大試點范圍遇到的難題，如果在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框架中加以考慮，那么很多問題就不成其為問題。
　　全方位財稅改革是一個“空前大問題”。要充分認識和估計改革的困難。先易后難的改革戰略決定了后續財稅改革只能是一場又一場攻堅戰。全球化挑戰呼喚財稅國際競爭力的增強，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需要巨額財力的支持，財稅改革任重而道遠。除卻尊重經濟規律，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解決好效率與公平問題，我們別無選擇。
　　制約財稅改革的不僅是技術條件，公眾的支持也是財稅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這就要求在推進財稅改革的過程中，不僅需要有經濟思維，還要有公共政策思維，應考慮人民群眾對改革方案的接受程度，以形成改革共識。
　　建立成熟公共財政體制的財稅改革目標越來越清晰，改革的知識儲備亦已比較充分，我們期望，全方位的財稅改革進程由此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