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換屆與改革是今年兩會的兩大看點,而凝聚改革共識,探尋改革路徑,是兩會會場內外的主基調。身處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之間的70后經濟學人,承前啟后,觀點新銳,在經濟學界嶄露頭角。他們對改革的看法如何?他們有哪些新思路、新主張?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視角。本報編輯部遴選出我國經濟學界幾位70后中的佼佼者,從今日起推出系列時評“70后經濟學人兩會銳觀察”,以饗讀者。
今年兩會,將揭開中國新一輪改革大幕。決定新一輪改革成敗的關鍵,是重新構建影響全局的三大關系,化解中國經濟的核心矛盾。
重新界定“財政”與“貨幣”的關系。當前,中國的財政金融風險主要源于“貨幣”與“財政”關系模糊不清。一方面,貨幣過多地承擔了“準財政”的職能!暗驼畟鶆、高貨幣信貸”,就是貨幣充當“準財政”職能的突出表現。國有銀行改革、持有外匯資產并由此承擔沖銷成本、通過票據置換和購買資產管理公司債券并承擔銀行體系壞賬,不僅惡化了央行資產負債表結構,也大大限制了貨幣政策操作空間。
另一方面,財政過多地承擔了“準貨幣”的職能。中國從1994年首次公布貨幣統計口徑開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商業銀行的財政存款一直沒有納入貨幣統計口徑。2010年末,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存款為24277.32億元,占M2的比例達到3.3%。財政存款規模日益擴大并隨著政府收支的變化而波動,對貨幣供給的沖擊不容忽視。
更大的矛盾在于,政府已成為“貨幣創造”的主體。除了外匯占款創造貨幣的外生方式外,以政府為主導的高投資下的信貸擴張,成為“貨幣創造”的內生方式。政府投資擴張放大了注入金融體系的貨幣流量,也加重了地產泡沫和通貨膨脹。“貨幣超發”的源頭就在于政府財政沒有硬約束機制。因此,未來的改革應在重新界定“財政”與“貨幣”關系的基礎上,圍繞如何建立財政預算約束機制做文章。這是防范各類金融風險的核心要義。
重新理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系。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職能錯位與失衡,是掣肘宏觀經濟運行的突出矛盾。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地方財政收入占比從1993年的78%,穩步下降到2011年52.1%;與此同時,地方財政支出占比卻從72%上升到84.8%。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倒掛”現象比較嚴重。據觀察,全球主要國家的地方收入占比都大致等于或略高于地方支出占比,體現出“收支對等”的原則。中國的“財政收支倒掛”,造成了地方政府財力不足,于是,它們不得不“借地生財”,患上了嚴重的“土地財政依賴癥”。而且,“短債長投”也加大了地方政府短期還債的壓力和債務風險。因此,下一步財政改革的方向,應是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并形成財政預算和各類隱性債務的“硬約束”。
重新構建財富分配與財富積累的關系。新一輪改革的核心任務,是重新構建財富分配與財富積累的關系。在相當長一段時期里,我國國民財富增長速度遠遠低于國家財富的增長速度。財富分配比例失衡,成為經濟結構失衡、內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國富民窮”的狀況已不可持續。當前財富分配的差距,主要體現在初次分配。在初次分配中,各級政府掌握了過多的資源和資產,把握著產權并主導了分配。因此,下一步改革的重點,必須是探索建立國有資產管理與政府財政預算掛鉤的體制,推進包括公共資產權益分配機制在內的國企改革和政府改革,以更好地“藏富于民”。
從財富積累的角度看,面對巨大的支付壓力,中國要汲取歐洲高福利制度的前車之鑒,通過代際預算約束,合理確定政府消費,以及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支出,避免過度透支未來,防范因福利增長與經濟增長不同步而引發的財力虧空和債務問題,真正實現“國強民富”。
當前中國經濟猶如“逆水行舟”,不改革就意味著倒退。而有限的時間和空間決定了,“以時間換空間”和“以空間換時間”都不大可能,因此改革必須實施頂層設計,必須系統全面地推進,必須重點突破進而“綱舉目張”。重構上述三大關系,不僅能化解當前中國經濟的核心矛盾,也能為新一輪改革指明方向,從而突破中國經濟轉型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