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換屆與改革是今年兩會的兩大看點，而凝聚改革共識，探尋改革路徑，是兩會會場內外的主基調。身處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之間的70后經濟學人，承前啟后，觀點新銳，在經濟學界嶄露頭角。他們對改革的看法如何？他們有哪些新思路、新主張？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視角。本報編輯部遴選出我國經濟學界幾位70后中的佼佼者，從今日起推出系列時評“70后經濟學人兩會銳觀察”，以饗讀者。
今年兩會，將揭開中國新一輪改革大幕。決定新一輪改革成敗的關鍵，是重新構建影響全局的三大關系，化解中國經濟的核心矛盾。
重新界定“財政”與“貨幣”的關系。當前，中國的財政金融風險主要源于“貨幣”與“財政”關系模糊不清。一方面，貨幣過多地承擔了“準財政”的職能�！暗驼畟鶆�、高貨幣信貸”，就是貨幣充當“準財政”職能的突出表現。國有銀行改革、持有外匯資產并由此承擔沖銷成本、通過票據置換和購買資產管理公司債券并承擔銀行體系壞賬，不僅惡化了央行資產負債表結構，也大大限制了貨幣政策操作空間。
另一方面，財政過多地承擔了“準貨幣”的職能。中國從1994年首次公布貨幣統計口徑開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商業銀行的財政存款一直沒有納入貨幣統計口徑。2010年末，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存款為24277.32億元，占M2的比例達到3.3%。財政存款規模日益擴大并隨著政府收支的變化而波動，對貨幣供給的沖擊不容忽視。
更大的矛盾在于，政府已成為“貨幣創造”的主體。除了外匯占款創造貨幣的外生方式外，以政府為主導的高投資下的信貸擴張，成為“貨幣創造”的內生方式。政府投資擴張放大了注入金融體系的貨幣流量，也加重了地產泡沫和通貨膨脹。“貨幣超發”的源頭就在于政府財政沒有硬約束機制。因此，未來的改革應在重新界定“財政”與“貨幣”關系的基礎上，圍繞如何建立財政預算約束機制做文章。這是防范各類金融風險的核心要義。
重新理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系。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職能錯位與失衡，是掣肘宏觀經濟運行的突出矛盾。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地方財政收入占比從1993年的78%，穩步下降到2011年52.1%；與此同時，地方財政支出占比卻從72%上升到84.8%。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倒掛”現象比較嚴重。據觀察，全球主要國家的地方收入占比都大致等于或略高于地方支出占比，體現出“收支對等”的原則。中國的“財政收支倒掛”，造成了地方政府財力不足，于是，它們不得不“借地生財”，患上了嚴重的“土地財政依賴癥”。而且，“短債長投”也加大了地方政府短期還債的壓力和債務風險。因此，下一步財政改革的方向，應是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并形成財政預算和各類隱性債務的“硬約束”。
重新構建財富分配與財富積累的關系。新一輪改革的核心任務，是重新構建財富分配與財富積累的關系。在相當長一段時期里，我國國民財富增長速度遠遠低于國家財富的增長速度。財富分配比例失衡，成為經濟結構失衡、內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國富民窮”的狀況已不可持續。當前財富分配的差距，主要體現在初次分配。在初次分配中，各級政府掌握了過多的資源和資產，把握著產權并主導了分配。因此，下一步改革的重點，必須是探索建立國有資產管理與政府財政預算掛鉤的體制，推進包括公共資產權益分配機制在內的國企改革和政府改革，以更好地“藏富于民”。
從財富積累的角度看，面對巨大的支付壓力，中國要汲取歐洲高福利制度的前車之鑒，通過代際預算約束，合理確定政府消費，以及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支出，避免過度透支未來，防范因福利增長與經濟增長不同步而引發的財力虧空和債務問題，真正實現“國強民富”。
當前中國經濟猶如“逆水行舟”，不改革就意味著倒退。而有限的時間和空間決定了，“以時間換空間”和“以空間換時間”都不大可能，因此改革必須實施頂層設計，必須系統全面地推進，必須重點突破進而“綱舉目張”。重構上述三大關系，不僅能化解當前中國經濟的核心矛盾，也能為新一輪改革指明方向，從而突破中國經濟轉型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