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肩負增加百姓收入、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各地經濟仍需保持較快增速，另一邊卻是多地資源、環境正在遭受嚴重傷害，原有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如何處理經濟增長和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牽動此間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的心。

    八成省份ＧＤＰ目標增速超１０％

    “以往各地的發展經驗表明，過快的經濟增長會給環境和資源帶來難以承受的壓力。”全國政協委員、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城市規劃系主任唐子來表示，從目前情況看，各地追求ＧＤＰ增長的沖動依然較強。

    全國３１個省區市２０１３年經濟增長目標情況顯示，有２４個省區市將ＧＤＰ增長目標定在１０％以上，所占比例接近八成，其中，增速定在１２％以上的達到１１個，１３個省份將ＧＤＰ增長目標定在１０％。

    相比之下，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年均增速目標是７％；２０１２年全國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為７．５％，實際ＧＤＰ增速為７．８％。

    從地區分布看，目標高的省份多數位于中西部，增速定在１２％及以上的１１個省份中，有９個是西部省份；東部地區特別是經濟總量排名靠前的幾個省份，增速目標較低。

    “各地情況各有不同，相對而言，中西部落后地區加快發展的客觀需求和主觀愿望確實比較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劉樹成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值得注意的是，ＧＤＰ增速目標定得較高的省份，投資增速目標往往也較高：全國有２０個省區市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目標設定在２０％及以上，其中有一些西部省份將固定資產投資目標設定在３０％以上。

    資源、環境ｈｏｌｄ得住嗎？

    ６億人口受霧霾影響、九成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污染、１．５億畝耕地受重金屬污染……這再次警醒人們，舊有的高耗能、高污染的發展路徑已經不能再走下去，有限的資源和脆弱的環境已經難以為繼。

    “當前的經濟增長紅利是建立在犧牲環境基礎之上的。”唐子來委員指出，經濟增長、企業盈利建立在不付或者只付出極低環境、社會成本之上，短期看，經濟獲得較快增長，但長期將無法持續。

    無法回避的是，傳統發展模式下，一些地方往往提出高增長目標，然后通過各級政府全力招商引資、大上項目來實現。代表委員紛紛指出，這種模式下的經濟增長，在投資消費失衡、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脆弱、各項成本攀升、出口疲弱的新情況下，已經沒有出路。

    低質量的ＧＤＰ高增長被一些人形容為“有毒的增長”。盲目追求速度，“重”結構、“松”管理、“輕”處罰……一度粗放發展的模式和淡漠的環保觀，讓國民和國家為此付出“生命代價”和“經濟代價”。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土地一旦被工業廢水廢氣污染和毒化，就再也無法恢復到原初狀態或轉做他用。之前被計入ＧＤＰ數字的土地收入和企業產值，相當部分并不構成真實財富，反而是社會財富的毀滅。

    談及污染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長徐旭東憂心忡忡，他說，東部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過程中，一些中西部地區引進不少高污染高耗能企業，釋放的包括重金屬在內的污染物，已經對環境造成傷害。

    更可怕的是，一些糧食主產區從發展經濟的愿望出發，也引入了有重金屬污染的產業和企業，“如果再不加以控制和約束，將來可能會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害。”徐旭東委員說。

    “不要帶毒的增長”

    談及經濟和環境的關系，接受記者采訪的代表委員無一例外都表示反對追求經濟增長而不顧資源環境承受力的做法。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院長郝振省說，我們要的經濟增長，應當建立在提高增長質量和效益的基礎上，是實實在在、沒有水分、可持續的增長，是惠及民生的而不是片面追求速度甚至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增長。

    “今年雖然仍要穩住經濟增長速度，但更主要的問題是提高質量和效益，把工作著力點放在調整結構、惠及民生、深化改革上。”全國政協委員、臺盟中央常委連介德說。

    經濟發展、生態保護、公眾健康，這三方利益如何平衡，也越來越考驗地方政府的執政能力。一些代表委員認為，地方執政能力的提高應該體現在對發展觀認知的改變，社會更應該追求生態文明的“綠色文明”。

    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建議，應建立更加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將污染物排放總量納入國家約束性指標。

    徐旭東委員則呼吁，制定強制法規禁止一些有重金屬污染可能的產業和企業進入糧食主產區，已進入糧食主產區的企業應盡快搬離。他同時建議，取消用工業發展指標考核糧食主產區領導干部，而改用糧食生產和糧食安全指標進行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