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召開以來，各界對下一步改革的討論很多，我贊成其中三個觀點，一是對推進改革所面臨的困難和阻力要有充分的估計；二是一些學者認為在不碰“高壓線”的前提下，推進改革的空間和余地還是非常大的；三是現階段改革需要統籌協調來推進。在學術界，專家分別從各自的研究領域提出對推進改革的設想。可以發現，不同的專家對改革的重點領域有不同的看法。這很正常，也說明今后的改革需要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協調推進，需要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

　　改革還是要堅持問題導向的思路

　　如何進行經濟改革的總體規劃，包括重點領域、時間表和路線圖？有兩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是模式導向，就是按照一定的理論模式，設計改革的方面和重點領域。另一種是問題導向，從解決最突出的問題出發，拎出需要進行的改革重點，然后再根據相關部分的關系進行配套。從既往的改革實踐來看，第一種思路不僅會引起較大爭論，也不一定符合實際。即使形成一個總體方案，也很難實行。所以，還是要堅持問題導向的思路。
　　什么是最重要的問題呢？我認為莫過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那么，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到底面臨哪幾個問題，這些問題背后的體制根源是什么呢？依我看主要是五個突出問題：一、過分依賴投資驅動，儲蓄與消費關系不協調；二、過分依賴外需驅動，內外部經濟不協調；三、增長模式粗放，資源環境壓力持續增大；四、傳統競爭優勢不斷減弱的同時技術進步推力不足，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難以形成；五、收入差距大，公共服務不均，社會管理面臨較大挑戰，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協調，維護社會和諧穩定難度不斷加大。
　　研究分析導致上述問題和矛盾的體制根源，主要可以歸納為四個大的方面：一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沒有理順，政府職能轉變滯后、職能錯位的問題沒有解決。這突出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是政府對各類資源的掌控權很大，直接掌控投資和發展，這是導致各類盲目重復建設、粗放發展的主要根源；其二是財稅體制存在重大缺陷，使得政府不僅具有很強的主導投資與發展的動力，也有很大的壓力；其三是該由政府做好的市場監管和社會性規制領域(社會誠信、各種假冒偽劣、破壞資源環境)的制度不完善、政策執行不到位；其四是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務制度不完善，體系不健全，包括戶籍問題等；
　　二是市場機制建設還存在較大的缺陷。一般商品領域問題不大，主要是資源和要素價格扭曲的問題沒有能夠徹底解決，未能充分反映其稀缺性和市場供求狀況，包括各類有形、無形的自然資源和土地資源，也包括利率、匯率等要素價格問題等等；
　　三是國有部門的制度缺陷。其突出表現之一是壟斷(不公平競爭)和低效(免費占有國家資源)問題；突出表現之二是國有資本功能定位、戰略布局、管理體制以及由此決定的收益分配等問題；
　　四是科研和教育體制問題，影響創新能力，影響文化軟實力。

　　厘清問題是改革的重要前提

　　可以發現，發展方式面臨的每個問題都不是由某個單一的體制性因素造成的，而是由多個體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每一種體制性因素，也不是僅構成某一個發展方式問題的原因，而是構成多個問題的原因。換句話說，發展方式的多個問題與導致他們的多個體制性因素是互相纏繞、交織在一起，錯綜復雜的。因此，必須充分分析各自的內涵及相互關系，才能做出統籌的安排。同時，對每個問題，又必須做更加深入、細致的探討，才能明確究竟需要改什么，改到什么程度，以及先改什么，后改什么等等。
　　比如，不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改變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不僅由投資和外需主導的模式很難改變，資源環境問題、市場監管和社會規制問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等等，都難以改善。因此，十八大已經把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確定為深化改革的核心。問題是，我們需要改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改，并不十分清楚。有一種觀點認為，政府主導和發展型政府是中國的最大特點，是30年來中國快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那么，發展型政府的任務是否已經完成，或者基本完成？適應發展階段變化，不改肯定不行，但改到什么程度，需要研究。
　　進一步講，政府主導、發展型政府是怎么形成的？首先，地方之所以有很強的動力，這是由現行的財政、稅收體制安排，以及由現行的干部管理制度等促成的。其次，地方也有很強的壓力，這也與現行的財稅體制有關。因此，不改革現行的財稅體制，政府主導模式就很難解決。與此同時，我們也會看到，現行財稅體制，不僅是導致投資增長模式的體制根源之一，也是制約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體制根源之一。沒有有效的財力平衡機制，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也只能是一句空話。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應當如何安排、地區之間的財力平衡達到什么程度，才能既保護各地發展的積極性，又能解決我們面臨的發展問題。
　　再比如，大家現在對國有部門的壟斷和低效問題詬病很多。但改起來似乎又十分困難。到底是什么問題？有人說是既得利益問題，但既得利益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領導也難辨真偽。怎么辦？根本是兩條：一是要把國有經濟、公有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系、與共產黨領導基礎的關系、與宏觀調控有效性的關系等說清楚，這需要理論界做持續不斷的努力。另外，就是要推動建立獨立的、權威的改革領導和協調機制，否則，再好的改革也難以推動，或者在實踐中大大走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