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2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北京舉辦改革形勢分析會。來自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勞動保障科學研究院、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改革基金會、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機構的專家學者就十八大后轉型與改革的重要作用、突出特點、重大任務、路線圖與時間表、統籌協調機制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轉型與改革牽動發展全局
轉型與改革紅利空間巨大，把握轉型與改革主動權。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指出，與過去相比，未來幾年改革的內外環境發生深刻復雜的變化：轉型與改革高度融合在一起；改革面臨的利益矛盾更為突出；改革的時間和空間約束增強。在這個特定背景下，“改革是中國的最大紅利”，就在于我國有著以城鎮化為依托的巨大內需潛力，有著轉型與改革的巨大空間，以及由此形成的重大戰略機遇。2013年的改革已到“窗口期”，倒逼我們要牢牢把握改革的主動權。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賴于體制改革的新突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張軍擴認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面臨五個方面的突出問題：一是過分依賴投資驅動使得儲蓄與消費關系不協調；二是過分依賴外需驅動使得內外部經濟不協調；三是增長模式粗放，資源環境壓力持續增大；四是傳統競爭優勢不斷減弱，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難以形成；五是收入差距大，公共服務不均，社會管理面臨較大挑戰，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協調。而這五大問題的體制根源在于：一是政府與市場關系沒有理順；二是市場機制建設存在較大缺陷；三是國有部門的制度缺陷；四是科研和教育體制問題影響創新能力和文化軟實力。
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重點部署新階段改革。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認為，十八大提出的改革任務很多，要選擇阻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方面進行改革，這樣對實現經濟快速發展有推動。十八大提出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政府方面重點是理順重大比例關系：一是圍繞投資率過高、居民消費率過低進行改革，首要的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二是盡快解決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問題。市場方面重點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性作用：一是以金融體制改革釋放金融潛力；二是加快建立城鄉一體化發展制度的改革；三是科技體制改革；四是稅制改革，為第三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轉型與改革的突出特點
充分估計未來改革的難度。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認為，第一，當前的改革是在社會利益格局發生嚴重扭曲的條件下進行的，任何試圖打破這個利益格局的改革選項，都可能遇到極大的阻力；第二，社會情緒的不斷表達和持續上升，加大了改革的壓力，縮小了改革的操作空間；第三，改革的復雜性增強，經濟、社會、政治等問題相互交織，形成牽一發而動全局的局面。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常修澤建議，改革應學會“在兩個雞蛋上跳舞”。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認為，當前改革難度比較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利益板結化，改革會遇到各自利益集團的阻礙；第二是社會發展信息傳播方式發生變化，利益集團會在第一時間對改革方案做出抵制；第三是隨著時間推移，體制后遺癥和并發癥越來越厲害，改革難度空前增大。
改革需要整體布局。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以收入分配改革為例強調改革的整體性。他認為，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方方面面體制，如果沒有整體改革布局，單獨講收入分配改革，可能很難推進。王小魯認為，影響收入分配的突出因素有：第一，腐敗造成政府與老百姓之間的矛盾以及社會的不穩定；第二，收入差距擴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第三，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扭曲；第四，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的嚴重短缺。如果離開這些問題談收入分配，就可能抓不到要害，也就拿不出一個健全、完整的改革方案。
增強改革的協同性。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彭森指出，目前的改革，大體可分為幾類：一類是圍繞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推進的，一類是圍繞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推進的，還有一類是圍繞社會公平公正、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須推進的，當然還有圍繞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必須推進的改革等等。一些改革是單項的，可以相對獨立地推出，還有一些改革則牽涉眾多重大利益關系的調整，必須統籌規劃。如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上個月剛剛推出電煤價格市場化的改革方案就是一個單項改革方案。而實質上煤電價格的理順和改革既涉及價格機制，又涉及鐵路、電力等壟斷行業改革，還涉及財稅和政府職能的轉換，所以煤電價格市場化改革可以設計成小配套改革。又如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這不僅是勞動工資制度改革，不能僅著眼于提高最低工資、限制壟斷部門工資，更重要的是初次分配過程中如何提高效率，進一步改革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以及打破壟斷、鼓勵競爭等方面的改革；在再分配過程中，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健全公共財政體系，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建立全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等問題。這些改革不僅可以維護社會公正，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而且也是轉方式、擴內需的重大舉措，各方阻力相對較小，群眾呼聲普遍很高，推出的條件日臻成熟。這就需要設計成中央直接領導、多部門共同負責、全社會積極參與的大配套方案。
實現改革的重大突破
以財稅改革為突破口。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指出，過去我們改革計劃經濟體制把財稅體制改革作為突破口，今天仍需要把財稅體制改革作為突破口。第一，財稅是整個公共治理改革的重要環節，現代國家制度的建立，核心是財政問題；第二，財稅涉及公共資源配置的規則問題，沒有財稅體制改革，政府的公共職能配置就不可能完善，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就不可能解決；第三，現在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這需要通過公共產權制度改革實現，應該讓老百姓享受公共資源帶來的收益；第四，加強財政與老百姓的溝通，使財政預算成為約束政府行為的工具；第五，推進全行業結構性減稅，重點關注小微企業減稅。
王小魯認為，財稅體制改革涉及多個方面的問題。第一，財政公開、透明是第一步。推進全口徑財政公開，需要各級政府全口徑公開收入與支出細賬，接受老百姓監督；第二，改革土地出讓制度；第三，對壟斷和資源性收益增稅。如澳大利亞資源稅稅率為利潤的30%，而我國5%的從價稅折算成與利潤的比率后不到15%，只有澳大利亞的一半。對壟斷企業應該征收壟斷利潤調節稅，用于增加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投入。
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王小魯認為，農民工在城里打工，但長期沒有被城市的社會保障體系覆蓋，不能在城市安家落戶，面臨不同的待遇，這種局面影響城鎮化進程，應該盡快讓農民工市民化。
中國勞動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田小寶認為，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著力解決影響擴大就業和提高就業質量的突出問題。積極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完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積極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創造穩定的社會基礎。
鄭新立認為，盡快讓民營經濟進入公共服務領域，解決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問題，這項改革比較容易贏得共識。
從司法改革入手推進改革。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憲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漢華認為，第一，要化解現實的沖突，法治是最有公信力、社會最能接受的一種形式；第二，推動法治是鞏固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成果、保護市場化改革成就的需要；第三，社會對法治有高度的共識，可以減少改革阻力；第四，法治是信息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基本趨勢；第五，從法治推動改革能建立倒逼機制，打破改革動力匱乏的格局。
李曙光認為，司法改革是比較好的突破口。第一，要讓司法獨立運行，實行獨立審判。當前法院行政化對于獨立審判的影響太大；第二，修改憲法，建議憲法127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和專業法院進行監督，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進行監督”改成“雙層級的法院”。監督實際上是對獨立審判的干預。
以深度的行政體制改革作為突破口。汪玉凱指出：第一，政府愈來愈成為社會矛盾的中心和焦點；第二，政府管理前端與人大、司法、黨政權力的劃分等政治領域改革密切相關，后端與經濟社會領域的治理和改革也直接相連；第三，作為公共治理主體的黨政自身改革的成功與否，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決定其他方面改革的成效。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認為，行政體制改革應當是整體系統的改革。第一，推進公務員和干部體系的改革，把政務官和事務官區分開來；第二，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加強政府規制能力，建立一套政府規制經濟發展的體系；第三，保障政府職能與資源相匹配，同時提供有效的監督；第四，促進公務員職業要求與待遇相匹配；第五，改革地方黨政機構設置。除此之外，要加快推進事業單位改革；把各級人大作為社會意志表達和整合的唯一的、根本的合法機制來建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魏加寧認為，要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給地方分權，實現地方自治。
明確改革時間表和路線圖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重大的系統工程。彭森強調，20年前的改革有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四梁八柱”設計的頂層設計。為了實現2020年建成更成熟、更定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以理順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城市與農村、經濟與社會、國內與國際等重大關系為重點，全面推進各領域的改革，在一些關系全局的重大改革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將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共治理變革作為改革主題。汪玉凱認為，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共治理變革”作為主題，也許更加適合下一步的改革。就改革目標而言，從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看，可以用“三清”“四權”加以概括：所謂“三清”就是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所謂“四權”是指“廢除特權，弘揚民權，約束公權，保護私權”。“三清”“四權”的改革目標，不僅有很大的改革容量，與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改革都能夠密切相連，而且又能切中時弊，目標鮮明，有很強的號召力。
明確改革三個階段的路徑。周漢華認為，中國改革第一個階段是市場化改革，第二個階段是法治建設，第三個階段是最終的政治民主化。法治建設其實是承上啟下的一個過程，實質是一個先法治、后政治的發展思路，這個思路也是周邊新興經濟體以及發達國家實現政治現代化過程當中的一個普遍經驗。比如，香港和新加坡，法治的實現遠遠早于民主的實現。
建立改革統籌協調機制
改革需要高層次的統籌協調。彭森認為，深化改革，一是靠中央的堅強領導和勇氣、決心；二是要建立一個統籌體制改革的高層次、有權威的改革協調機制和工作機構；三是要加強改革綜合配套的設計決策工作，更加重視改革具體路徑的選擇。
鄭新立認為，改革首先要有一個綜合部門推動，如果沒有一個專門的、超脫利益的部門研究改革、設計改革，就很難提出一個綜合改革的方案。
設立中央層面的改革辦公室。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指出，五位一體的改革要建立一個協調機制，建議在中央層面建立一個改革辦公室，把改革落實到機構，落實到協調機制上。
汪玉凱建議設立一個隸屬于黨中央并跨國務院的高層辦事機構——中央改革辦公室，直接由黨的最高領導層領導，對改革進行整體謀劃，形成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類改革的整體協調。與此同時，鼓勵一些地區探索綜合配套改革。
設立中央改革協調小組。遲福林建議，第一，建立由中央主要領導直接牽頭的改革協調小組，統籌決策，協調重大改革；第二，在中央改革協調小組的直接領導下，設立精干的改革協調機構，以加強改革的規劃、協調和指導；第三，在改革協調機構設置專家咨詢委員會，建立常態化的工作機制，組建完整的專家咨詢網絡體系，為改革決策提供獨立、客觀、專業的政策建議。
發揮多方面力量建立改革協調機制。國家發改委經濟所副所長宋立強調，新一輪的改革，不能過度依靠政府部門，特別要強調發揮三個方面的作用：一是加強黨對改革的領導；三是發揮基層的首創精神；三是要注重發揮第三方力量，包括智庫、社會組織的作用，尤其是智庫在改革方案研究設計中的作用。
(作者單位：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