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的“兩個倍增”和“兩個同步”令人振奮。就相關問題，記者連線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章玉貴進行探討。
　　記者：過去10年，我國GDP的平均增長率超過10%，而“十二五”期間GDP的增長目標定為7.0%。那么，這一目標的含義和實現“收入倍增”的關鍵是什么？如何保證實現這一目標？
　　趙錫軍：“兩個倍增”的背后都有著堅實、科學的政策設計作基礎，尤其是“收入倍增”更具有針對性。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就要從今年起的今后9年保證GDP年均增長率保持在7%左右，以目前的發展態勢看沒有問題，關鍵要看GDP的增長質量，即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實現上述目標。而要在2020年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則不同，除了首先要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外，必須要對收入分配格局進行改革，讓全體人民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在黨的十八大精神指導下，同樣的GDP增長將有比以往更大的幅度用于分配，同時在分配時向中低收入傾斜。所以“兩個倍增”目標雖然有難度，但應該可以實現。
　　章玉貴：人均GDP為5414美元的中國如今處在庫茲涅茨倒“U”曲線的左半弧。正在啟動且備受百姓期待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是一個基本前提，中國貧富差距已經到了必須高度重視的程度。不過，解決我們面臨的諸多經濟和社會領域里的難題，非見招拆招式的簡單療法所能奏效，而要在確保經濟平穩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才能實施精準的“手術”。因此，盡管民間一直呼吁破除既得利益者對收入分配改革設置的障礙，呼吁在要素市場化改革方面邁出更大步伐，但深諳改革約束條件的決策層在這方面還是漸進和理性的。對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極為重要的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喊了10年才有即將開啟的大動作，并非由于財力欠缺，而是各級地方政府尚未從促進經濟轉型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戰略層面來認識啟動這項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之故。
　　未來一段時期，為防止經濟在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的同時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又被拉開，必須積極提高勞動力與資本積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力求通過產業調整與技術進步打造新的經濟增長模式。而要實現“收入倍增”計劃，進而保持經濟和社會的協調健康發展，還需拿出一套優化的國家發展戰略，以確保經濟成功轉型，實現微觀個體的福利水平與國力和財力的同步提高。
　　記者：如果是人均收入翻番，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實際購買力是不是也能翻番？
　　趙錫軍：原則上，收入增加，消費也應該增加，但收入轉化為消費涉及很多因素，這其中比較明顯的是儲蓄率問題，如果增加的收入都轉化為儲蓄，則對當期的消費就沒有貢獻。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情況，首先要調整生產結構，使生產的產品與人們的需求對路，適應消費結構；其次要讓城鄉居民無后顧之憂，不會因為消費而影響到后期的子女教育、醫療、養老等，這就要求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讓人們放心地消費。其中要注意穩定生活消費品價格，尤其是衣食住行的消費要在合理的范圍之內，而不是哪一方面價格畸高，擠占其他消費。這也是房地產調控不能放松的原因之一。
　　記者：我們在實現“收入倍增”過程中，收入差距過大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問題。未來應該如何解決？
　　趙錫軍：我們已進入轉方式、調結構的階段，在未來實現收入倍增的目標并非易事。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等說法在不同部分、不同章節反復出現，充分體現了中央推進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決心。對于一個經濟體而言，如果收入分配長期不合理，不僅影響社會和諧穩定，更影響經濟持續發展。對消費而言，如果財富過于集中，由于消費的邊際效應遞減，社會消費還是上不去。
　　解決的難點和重點在于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障礙。一是要注意經濟社會發展從注重量的發展到注重質的提高，通過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使經濟增長的質量更有保證。二是要轉變思想觀念，在政績觀上強調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三是要認真按照十八大的部署，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深化包括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在內的重要領域改革。
　　記者：分配體制改革作為一項重大舉措，不僅在于扭轉多年來經濟高速發展中收入分配失衡問題，更在于通過理順財富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為中國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創造公平分配財富的制度基礎。分配體制改革應該如何助力兩個“翻一番”目標的實現？
　　章玉貴：應當說，國家正在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是重要突破口，但關鍵還是管理體制改革。具體來說，當務之急是加快資源價格改革、壟斷行業改革等關鍵領域的改革步伐，確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尤其要推進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全面改革，以建立公平的宏觀經濟環境和使經濟主體保持活力的微觀機制。進一步講，政府在釋放權力、加快市場與法治建設的同時，應通過適當的轉移支付，實現財富積累向民間尤其是廣大百姓的有序轉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輔之以高質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如此，則中國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并非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