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一家主流媒體日前在回顧韓國近60年來的發展成就時寫道：“韓國GDP在60年內增加740倍，從60年前不如一個非洲國家，到今天一舉超越非洲50多個國家GDP的總和。”縱觀韓國近60年的發展軌跡，韓國之所以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實現跨越式發展，除了與其國民吃苦、耐勞、愛國的精神密不可分之外，也得益于其專心致志謀發展的理念以及及時抓住了發展中的多項國內外機遇。

　　機遇之一：從經濟自立轉向出口立國

　　朝鮮戰爭結束后，韓國國內黨爭激烈、政局混亂、社會動蕩、民不聊生。1961年樸正熙通過軍事政變掌權時，韓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人均國民收入只有79美元，全國員工超過200人的企業只有54家。軍政府制定了第一個經濟開發5年計劃，但因為缺乏資金，基建規劃遲遲無法落實，冒進的貨幣改革也遭遇失敗，韓國經濟瀕臨崩潰。
　　此時，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走下坡路，韓國政府及時調整政策，從強調“經濟自立”轉為“出口立國”，以極其低廉的勞動力制造輕工業產品，銷往國外市場，同時積極向海外派遣礦工和護士等，以緩解國內就業壓力。據媒體報道，在1962年至1972年間，韓國向德國的礦山和醫院分別派遣了8300名礦工和6000名護士，他們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努力工作，為韓國賺回了寶貴的“血汗錢”。這一系列做法很快便取得了效果。到1966年，韓國經濟年增長率已達到7.8%。

　　機遇之二：韓日建交帶來資金技術

　　在美國的極力推動下，韓日從1951年起開始建交會談。樸正熙執政后，委派情報部長金鐘泌與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于1962年簽署了一份有關對日賠償請求權的秘密協議。一年后，這項協議的部分內容外泄，造成成千上萬的韓國人示威游行，批評政府同意日本“以廉價貸款交換對殖民統治的謝罪和賠償”，當局出動軍警進行了大規模武力鎮壓。但是，正是得益于樸正熙政府的果敢決絕，才推動了1965年《韓日基本條約》的正式簽署。
　　根據這一條約，日本向韓國提供總額8億美元的經濟合作資金，但作為“代價”，日方不再對其侵略行為“謝罪”。盡管這一條約至今仍飽受爭議，但韓國當時用“屈辱”換來的合作協議與支援資金，引進了原始的生產技術，構建了鋼鐵冶煉和機械制造的基礎設施。如今，韓國鋼鐵、造船、汽車和電子等骨干企業，大都與當年來自日本的資金技術有著傳承關系。

　　機遇之三：派兵參與越戰換取“血汗錢”

　　1964年9月至1973年3月，韓國向越南戰場派遣了31萬余名軍人參戰，以解決當時國內嚴重的政治與經濟危機。《朝鮮日報》曾對此作出如下評價：出兵越戰給韓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在戰地所需的物資和人力全部從韓國調撥，韓國對越南出口迅猛增長。如果把軍人和勞務者的報酬和當地韓國企業的工資合計起來，當時韓國獲得了10億多美元的外匯。這筆錢成為韓國第二和第三個5年計劃的主要資金來源。此外，作為對韓
　　國參戰的回報，美國為提高韓軍作戰能力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觀的貸款。

　　機遇之四：勞務出口推動產業升級

　　1973年中東石油危機爆發。以出口為導向的韓國經濟在石油價格迅速上漲的壓力下陷入困境，而一夜暴富的中東產油國則開始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韓國政府敏銳地捕捉到了這次機遇，迅速組織勞務輸出。從1973年至1978年，韓國先后與沙特、約旦、黎巴嫩、科威特等多個中東國家簽署了基礎設施建設合同，派遣大量韓國工人走出去從事建筑活動。
　　在這段時間里，除了獲得豐厚的經濟利益之外，韓國企業憑借進取的企業精神和韓國工人的勤勞揚名世界，逐漸與西方國家建筑業建立了更深層次的聯系，為韓國融入西方市場經濟大格局打開了局面。據統計，由“中東特需”帶來的直接效益是：截至1976年，韓國經濟連續46個月大幅增長，年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高達13%。

　　機遇之五：巧打“民族牌”擺脫政治危機

　　長期的政治高壓、強迫積累和西方思潮的持續滲透，給韓國社會造成了越來越尖銳的矛盾。到上世紀70年代后期，全國各地的罷工罷課活動此起彼伏。1979年樸正熙被刺身亡后，時任保安司令全斗煥乘勢起兵奪取政權，建立了韓國歷史上的“第五共和國”。
　　針對極其惡劣的國內外環境，全斗煥采取了軟硬兼施的手法：政治上延續高壓政策，經濟上繼續扶持大型企業集團，對外交往上外柔內剛，在緩解社會情緒方面則通過文化、體育等方式凝聚民心。特別是首爾1986年和1988年先后成功舉辦亞運會和奧運會，使韓國人心中郁結的內部仇恨逐漸化為民族自豪感，人們的目光也隨之轉向了更為精彩的廣闊世界。
　　此后，韓國又迎來了“低油價、低匯率、低利率”的大好時代，使得正在實行財政緊縮政策的全斗煥政府一舉擺脫困境，推動高附加值的汽車、電子和半導體產業迅速發展。在盧泰愚、金泳三和金大中掌權期間，韓國經濟持續發展，韓國國內的社會民主運動也漸漸平息了下來。

　　機遇之六：冷戰結束帶來“走出去”良機

　　蘇東劇變后，原先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紛紛與韓國建交，這一變化給韓國政治和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多年以來在產業工人、青年學生和知識階層中廣泛存在的反美、反政府思潮迅速偃旗息鼓，各類企業競相對前社會主義國家拓展業務。
　　短短幾年的時間，韓國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龍頭和發展中國家學習的楷模。1992年中韓建交后，韓國人嗅準了中國的巨大商機，第一時間在中國開拓經濟和文化市場，加速了韓國成為世界貿易大國的步伐。
　　如今，國際格局又發生了重大變化：美歐發達國家經濟陷入了困境，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正奮起直追。韓國將如何應對新一輪變化，值得拭目以待。

(作者為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