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汰落后產能刻不容緩

    政府不應過于追求經濟增速，而是要下定決心淘汰落后產能。更重要的是去產能化任務沒有實質性展開，這個任務被我們特有的政企關系所阻撓。以光伏產業為例，4年前還是新興產業，4年后就成為過剩產業，背后不完全是市場的因素，還有各級政府的原因，人為培育新興產業，出現了“高水平”重復建設。不管國外是否雙反，既然面臨去產能化的壓力，就應該選擇讓市場自己去調整，過程可能比較殘酷，但是調整的時間會比較短，而且相對徹底。
    證券時報記者：化解產能過剩矛盾是2013年我國經濟的一項工作重點。在您看來，化解產能過剩問題為何提到如此高度？
    滕泰：事實上，中國目前應該擔心的顯然不是通貨膨脹，而是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鋼鐵、汽車、水泥、煤炭、化工、低端電子消費品等領域的嚴重產能過剩局面正在日益顯現。如果資金成本進一步提高，企業盈利能力進一步下滑，轉型和就業的壓力就會顯著增加。
    高培勇：在2008年的時候，我們是萬眾一心，全力去保增長，當這樣的政策實施5年之后，我們現在不僅有保增長任務，還有調結構的戰略目標。也就是說，為了實施保增長，對于結構的調整還會帶來一定的副作用。比如說產能過剩，這里面有長期矛盾的積累，也有長期實施擴張性的、以擴大投資為主要內容的宏觀經濟政策所帶來的一種必然的副作用。
    范劍平：政府不應過于追求經濟增速，而是要下定決心淘汰落后產能，同時還出現一種情況，即去庫存化之后有個去產能化的過程。我國過去經歷過很多次去庫存化，但是沒有真正經歷過去產能化，如果不淘汰落后產能，很難走出新的經濟增長周期，這是本輪經濟轉型的最重要的特點。
    去庫存化有兩個最重要的技術節點：第一就是工業庫存的增長率要低于工業生產的增長率，出現相對減庫存；二是工業庫存出現負增長，即絕對減庫存。現在還沒有出現工業庫存負增長，甚至相對減庫存都沒有到。所以即使經濟見底，基礎還是非常脆弱，減庫存越徹底，經濟反彈越有利，如果拖泥帶水，反彈就會乏力，甚至出現反復。
    更重要的是去產能化任務沒有實質性展開，這個任務被我們特有的政企關系所阻撓。以光伏產業為例，4年前還是新興產業，4年后就成為過剩產業，背后不完全是市場的因素，有各級政府的原因，人為培育新興產業，出現了“高水平”重復建設。我國鋼鐵行業經過50年的發展，現在成為過剩行業，而現在4年時間就可以讓一個光伏行業成為過剩行業。不管國外是否雙反，既然面臨去產能化的壓力，就應該選擇讓市場自己去調整，過程可能比較殘酷，但是調整的時間比較短，而且相對徹底。

    產業結構調整須多管齊下

    中國產業結構轉換主要靠科技創新。但從現實條件來看，中國不是創新至上的社會，相應的科技創新體制還不具備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條件，關鍵在于體制和政策安排沒準備好。具體而言，從產權保護到科研人員的待遇、政治地位及自我實現感等方面，都還存在諸多欠缺。所以，盡管宏觀層面制定了創新驅動戰略，但在社會氛圍、社會制度和政策安排還沒有到位的情況下，該戰略難以落地。科技創新需要自由創新的氛圍，需要全社會和市場的尊重，但我們現在缺乏這種氛圍，我們需要有一種創新至上的制度安排。
    證券時報記者：在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化解產能過剩矛盾方面，您建議，2013年應出臺哪些切實的舉措？
    范劍平：如果讓政府有形之手去干預市場的無形之手，地方政府都想擠垮其他地區的企業，會延長調整的時間，推遲去產能化的過程。中央政府解決周期性調整的問題已經非常賣力，但在結構調整方面，政府應該把握好當前的時機，不要因為有形之手錯失了調整的好機會。穩增長和調結構應該并重，不解決結構問題，增長也是穩不住的，并且是低水平的。
    陳道富：要做好產業結構調整，一是要加大對設備改造、升級的稅收支持力度，如加速折舊等。二是要完善兼并收購的有關制度、政策環境，適度提高行業的集中度。我國尚不允許發行并購債券，在股票融資（審核周期長，標準高）、銀行貸款（擔保要求高，不利于民營企業并購等）以及稅收制度上，也存在不利于兼并重組的各種規定。對并購所需要的審批程序過于繁雜，與并購所要求的時效和保密并不吻合。三是為服務業及中小企業發展提供更好的環境，從而為傳統產業的升級提供專業化的環境。四是在產業向中西部轉移過程中，加強政策引導，要與產業升級結合起來。只有在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在產業內部優化過程中，逐步化解過剩產能，才有可能實現過剩產能的有序調整。為此，除了在產業方面的直接政策支持外，還需要在金融環境和融資制度上加大改革力度，避免因制度不合理，如貸款期限不合理但又不能展期等規定，帶來企業不必要的困難。
    賈康：我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面臨迫切的調整、優化任務，提高增長質量加快發展方式轉變需要充分運用稅收等依法、規范的經濟杠桿，而結構性減稅正是在運用稅收杠桿時可配之以提升有效供給、促進結構優化的鮮明導向，在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與貢獻。
    馬曉河：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可以分為幾個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初期，當時是從過去的以重化工為主的重化工階段轉向改革開放后的六優先階段，其核心是輕工業優先，實行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導向的發展戰略。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的勞動密集產業又開始向重化工業轉型。而目前正在進行的第三次產業結構變革是從重化工業和高加工行業向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相結合的產業轉變。從國際經驗來看，這種轉換比較慢，風險也比較大。
    中國產業結構轉換主要靠科技創新。但從現實條件來看，中國不是創新至上的社會，相應的科技創新體制還不具備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條件，關鍵在于體制和政策安排沒準備好。具體而言，從產權保護到科研人員的待遇、政治地位及自我實現感等方面，都還存在諸多欠缺。所以，盡管宏觀層面制定了創新驅動戰略，但在社會氛圍、社會制度和政策安排還沒有到位的情況下，該戰略難以落地。
    科技創新是慢變量，落實到產業層面進而實現產業升級更是慢變量。在舉國體制下，做總量容易，但科技創新是要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需要自由創新的氛圍，需要全社會和市場的尊重，但我們現在缺乏這種氛圍，我們需要有一種創新至上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