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21世紀初，拉美地區各國在向高收入社會邁進過程中，經濟增長出現了明顯衰退，波動加劇，危機頻發，國民收入水平與發達經濟體和東亞等新興經濟體的差距不斷拉大，成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測算結果表明，“全要素生產率”(TFP)下降是拉美地區沒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而前者又是資源配置效率基礎薄弱和研發創新能力基礎薄弱長期積累的必然結果。從中可以獲得如下啟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現具有某種“突發性”，因此，一定要認識到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重要性，一定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并推動經濟體制轉型，一定要不斷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并將夯實研發創新能力基礎作為長期政策取向。
拉美資源配置效率低 研發創新能力弱
在過去兩個世紀的大多數時間里，世界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各經濟體的人均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唯一的例外是1965-1973年各個經濟體的人均GDP出現了輕微的縮小。尤其在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這種差距的拉大不僅體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而且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內部也出現了明顯的分化。在這種背景下，世界銀行率先使用“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指出拉美地區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即人均收入達到1000美元后雖經過幾十年發展，這些地區的大多數國家仍然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而無法向高收入社會邁進。拉美地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拉美地區經濟增長陷入衰退；二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拉美地區經濟增長波動加劇，危機頻發；三是拉美地區各經濟體經濟增長情況趨于分化。
測算結果顯示，在決定經濟增長的三個要素中，勞動和資本投入對拉美地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釋力有限，而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才是拉美地區經濟長期停滯或相對停滯的主要原因。1981年-2002年，拉美地區GDP增長率比1960-1980年平均下降超過了3個百分點。其中，勞動投入的減少只解釋了0.3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率下降；資本投入只造成GDP增長率下降了0.6%；而全要素生產率可以解釋余下超過2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率下降，而在巴西和墨西哥一些該地區主要國家，其全要素生產率甚至下降了3個百分點以上。另外，拉美地區各個經濟體在20世紀80年代后全要素生產率的急劇下滑不僅體現在絕對數量上，也在同其他國家的對比中明顯體現出來。例如，1960年到20世紀70年代后期，拉美地區全要素生產率一直比較穩定且具有較高水平，基本相當于美國的80%左右。但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拉美地區的相對全要素生產率出現了快速下降，到2007年迅速下降到了美國的54%左右。
眾所周知，全要素生產率的來源可以歸結為資源配置效率與開發創新能力這兩個最重要的基礎解釋變量。分析發現，拉美地區的資源配置效率與研發創新能力基礎都非常薄弱。首先，拉美地區資源配置效率基礎薄弱體現在諸多方面，即對國內工業實施過度保護，影響了企業效率的不斷提升，較差的營商環境限制了企業家精神和經濟活力的發揮；金融可獲性較差限制了微觀經濟的創新活幼；僵化的勞動力市場規則限制了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等等。其次，拉美地區研發創新能力基礎薄弱主要表現在：人力資本存量與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差距較大；人力資本質量低下進一步削弱了研發創新能力；科研人員數量有限且配置不合理限制了研發創新能力：研發支出偏少和結構性問題始終比較明顯；基礎性研究成果數量明顯偏少，等等。
新興市場國家需借鑒發展經驗
綜上，雖然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要素積累(勞動和資本)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還不足以對拉美地區經濟增長出現如此嚴重下滑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做出解釋，而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下降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這種下降是市場資源配置效率能力不強和研發創新基礎薄弱這兩個因素長期積累的必然結果。目前，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成為很多發展中國家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拉美地區在這方面所提供的經驗教訓無疑是十分深刻的，值得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重視和借鑒。
第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現具有某種“突發性”。拉美地區落入“中等收八陷阱”的事實一再告訴我們，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方式可以在一段時期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可能在某個時點上突然導致經濟陷入衰退，而這種衰退往往又表現為經濟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同步“斷崖式”的下降，然后開始長期在低位運行，即遭遇“失去的10年”甚至是“失去的20年”。
第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及時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并不斷改善資源配置效率。發展經濟學認為經濟發展存在階段性，在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的時期，可以借助政府的力量來調動和配置各種社會閑置資源，增加生產性的投入，實現經濟的較快增長，從而跨越“貧困陷阱”。但是，在進入中等收入社會后，當各種生產要素已經全部得到了粗放使用，邊際產出將快速下降，此時未能轉變的增長方式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效率較低，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難以做出相應貢獻，那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個大概率事件。所以，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轉變經濟方式應該盡早完成，更不能盲目崇拜GDP。如果一味強調政府主導發展模式的前瞻性和全局性，依據已經過時了的成功歷史經驗仍然過分看重這只“有形的手”，那么就必然或早或遲陷入“構造性無知”的困境，最終在付出高昂成本的同時，促進經濟轉型只能化作美麗的泡影。
第三，研發創新能力對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同樣重要，無疑通過教育積累足夠的人力資本存量是先決條件，但這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實現的，需要政府、社會和家庭的共同努力，然而如果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并且社會向上流動渠道淤塞以及知識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家庭在為子女付出龐大教育成本后只能換取較低的物質和精神回報，那么當“讀書無用淪”蔓延之時，寄望遍地開花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來提升整個社會的研發和創新能力也只能是無源之水。因此，對于政府已經具備足夠財力的中等收入國家來說，應該在鼓勵社會力量辦學的同時，大力增加教育的公共支出，促進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保證低收入人群獲得良好教育，讓人力資本存量得到加快提升，起碼達到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稱的地位。
第四，產業保護和企業壟斷只能是權益之計，不能作為長期的經濟增長手段。毫無疑問，在工業化初期，由于工業基礎和競爭力較弱，借助政府的力量對一些產業進行有效保護是非常必要的。這不僅得到相關經濟理論支持，也在歷史上被德國和美國等兩方發達國家實踐和驗證過。但是，這種保護措施不能無限制存在，否則將影響行業的國際競爭力。此外，如果出于產業保護的目的長期給某些企業壟斷特權，那么這樣的企業只能做大，而不能做強。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一個國家如果長期對國內企業和產業采取保護措施，將必然導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第五，推動經濟體制轉型在于突破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在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形成既得利益集團難以避免，這些利益集團長期獲得政府保護和各種優惠政策，經營效率低下，市場競爭力較差，在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向市場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過渡后，必然遭到他們的極力反對。當推動改革的強權人物在改革未盡時退出歷史舞臺，會讓既得利益集團得到喘息之機，他們必將阻撓繼續改革的步伐，改革的阻力就會越來越大，推進改革的局面就會愈加復雜。最終，已經實施的改革就會停滯不前，甚至倒退。近十年來，拉美地區一些國家在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中多有反復便是例證。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