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初級法院昨日以“非法罷工”的罪名，判處一名在當地工作的中國籍巴士司機包鋒善6周監禁，這是第一名因卷入“集體請病假”事件而被判入獄的中國籍司機。其他4名因此被捕的中國籍司機將于6日出庭受審。
　　與此同時，新加坡內政部2日發表聲明稱，29名被吊銷工作許可證的中國籍司機已于2日凌晨被全部遣返回中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3日表示，希望新加坡妥善處理中國籍公交車司機案。中國外交部和駐新使館將繼續密切關注事件進展，與新方保持溝通。

　　中國籍司機“集體請病假”

　　因對雇主在調薪問題上的區別對待不滿，供職于新加坡公共交通運營商新加坡地鐵有限公司（SMRT）的中國籍公交車司機中有171人在11月26日“集體請病假”。
　　據海外媒體報道，在最近的薪資調整過程中，中國籍司機的薪資調整幅度明顯低于新加坡本地司機與馬來西亞籍司機。中國籍司機的月薪在今年7月提高了75新元，目前為每月1075新元。而馬來西亞籍司機經過10月的薪資調整后，為每月1400新元。更重要的是，公司內部文件顯示“此次調薪條款‘中國籍司機除外’”。
　　此外，中國籍司機的抱怨還包括，自公司將原本的每周5天工作制改為6天工作制后，加班時間明顯減少，因而賺取加班費的渠道也越來越少。所以，他們選擇通過消極怠工的方式來表達不滿。
　　但是，新加坡法律規定，從事公共交通等重要服務行業的員工舉行罷工需提前14天通知，否則即視為“非法罷工”。舉行非法罷工的個人可被判處最高一年的有期徒刑，或面臨最高2000新元的罰款，或同時處以判刑和罰款。
　　在新加坡，公共交通系統主要由SMRT和SBS（新加坡新捷運公司）兩家公司運營。司機來源主要以中國人、馬來西亞華人以及新加坡當地人構成，由于工資待遇偏低，新加坡當地人愿意從事這個行業的人數不多，主要以中國人和馬來西亞華人為主。在SMRT現有的2000名巴士司機隊伍中，中國籍司機就占據了450名。
　　罷工事件的發生給民眾的正常出行造成了不便。一名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留學的中國學生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前段時間，我出門等車居然等了半個多小時，要知道平時10分鐘左右車就來了。當時我就納悶了。后來才知道發生了司機罷工事件。”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東南亞及大洋洲研究所新加坡問題學者宋穎慧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除了對新加坡人相對穩定的生活造成直接影響外，這一事件還存在諸多“特殊性”。
　　“首先，事件的群體都是中國籍司機。其次新加坡地鐵系統從去年年初因幾次事故在大選期間飽受批評，后經過整頓、改革，因此這一系統本身也存在特殊性。”她說，“再者，新加坡沒有罷工傳統。一般情況下，勞資糾紛可通過法律這一正常渠道得到解決，因此選擇罷工這一形式也比較鮮見。”

　　廉價勞工背后的問題

　　今年年中波士頓咨詢公司出版的最新全球財富報告顯示，新加坡是全球百萬富翁比例最高的國家，比例高達17.1%。同時，新加坡金融服務業發達，擁有良好的營商環境和服務業素質。但是，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加坡對外來勞工抱有復雜的心態。一些當地人認為，外來勞工的到來“竊取”了他們的工作機會、抬高了住房成本以及占用了公共資源。
　　目前，外來勞工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國內的基建、醫療服務以及交通運輸業。除了交通運輸業的薪資偏低外，以印尼、菲律賓和馬來西亞人為主的家政行業收入更低，每月只有500新元左右，遠低于媒體報道的去年新加坡常住居民月均3250新元的薪資水平。
　　對于這一現象，美國銀行美林證券經濟分析師蔡學敏（Chua Hak Bin）認為，鑒于很少有當地人愿意從事上述行業，引進外來勞工填補空缺在所難免。而且，往后在上述領域的勞資糾紛不會減少。
　　宋穎慧對本報表示，新加坡人口規模有限，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人口生育率底，并逐年下降。“前總理李光耀20多年來一直關注生育率下降的問題，因此，新加坡要長遠、穩定地發展，必須依靠外來的各種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對外部依賴是這個國家的特征。”她說。
　　此次罷工事件也催生了新加坡對于依賴外來勞工進行發展的思考。新加坡《聯合早報》財經組副主任傅來興撰文呼吁在新加坡設廠的本地公司和外國公司，應從此次事件中汲取教訓，重新檢討和擬定人力資源政策，要“給予外籍員工基本的尊嚴”。
　　不過，在宋穎慧看來，外來勞工給新加坡社會帶來的影響顯而易見，背后卻是新加坡社會更深層次的變化。
　　“最突出的就是社會年齡結構的變化，整個新加坡社會更顯年輕化。那些經過建國初期艱苦奮斗的老一輩在減少，外來移民和建國后出生的年輕人數量在增多。”宋穎慧談到，“由于個人經歷不同，這些人對社會包容性下降，對社會不完美之處的批評更直白。新加坡社會變化的傾向則在于更加急躁，人人都希望能實現更高的生活水平，但社會總有分配不均。因此，反對聲將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