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矮的茅草房、粗糙的包谷飯、靠雙腳走出的羊腸道、爬坡下河挑來的渾濁水……從1986年我國開始實施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扶貧工作以來，這些貧困現象正在逐步改變和消失。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20余年來，在沂蒙山區，在太行呂梁大別山間，在西海固，在武陵、烏蒙等貧困地區，一場場挑戰貧困的戰役持續打響，探索出一條中國式扶貧開發道路。為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圍繞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目標，如今的中國又開始了新一輪扶貧攻堅“大決戰”。
窮在深山也有人問
世紀之交，中國向世界莊嚴宣布：扶貧攻堅目標基本實現，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全國共有2億多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得到基本解決。進入新世紀的頭10年，國家相繼取消牧業稅、農業稅，推行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實行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農村義務教育實行“兩免一補”，逐步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10年底，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由9422萬人減少到2688萬人(1274元標準)，率先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貧困人口減半目標。
“海雀是個‘兔子不拉屎’的窮地方，就連老鼠偷吃地里的包谷，也要下跪才夠得著。”這是1985年海雀村農民搖頭抱怨的話。
地處烏蒙山區的貴州省赫章縣河鎮彝族苗族鄉海雀村是一類貧困村。這里山高坡陡，溝壑縱橫，土地貧瘠，水土流失嚴重，冰雹、洪澇、倒春寒、低溫等自然災害頻繁。1985年之前，海雀村森林覆蓋率僅5%，農業生產條件極差，許多村民過著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艱苦日子。
斗轉星移，27年后的海雀，裁彎取直、鑲邊加寬的柏油路取代了盤山公路，搖搖欲墜的杈杈房、土墻房、茅草房變成了白墻青瓦、斗拱挑檐的民居，光禿禿的山頭被植滿了華山松，地膜覆蓋栽培的雜交玉米、脫毒馬鈴薯、中藥材讓飽受貧困之苦的群眾吃飽了飯、掙上了錢。到去年末，海雀農民人均純收入從當初的33元增加到3560元，森林覆蓋率升至67.3%。
海雀曾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貴州貧困的縮影。“1986年之前，貴州要吃7個省的糧、5個省的菜。”87歲的原貴州省農委副主任龐耀增回憶說：“那些年群眾吃飯是個大問題，全省年人均吃糧多的地方600斤，少的只有二三百斤。”
當年貴州成立了以省長為指揮長的農田基本建設指揮部。“只有一個目標，解決群眾吃糧問題！”這位老扶貧干部動情地說：“從那時起，自上而下有計劃、有組織和大規模的開發式扶貧拉開了序幕。”
從1994年開始實施的“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目標直指貧困群眾的溫飽，提出到2000年底基本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
“對少數極貧戶，要一戶一戶地幫扶，千萬不能‘窮在深山無人問’啊！”這是1996年10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深入貴州赫章縣珠市彝族鄉興營村、水城縣楊梅鄉光明村等多個貧困戶家中了解他們生產生活情況后對當地干部提出的要求。
彈指一揮間。從1986年到2000年，貴州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從1500萬人(206元標準)減少到313萬人(625元標準)，貧困發生率從56.7%下降到9.4%。
同樣的山、同樣的地、同樣這些人，因為有了明確目標、明確對象、明確措施和明確期限的扶貧開發行動綱領，貧困地區“天拉長了，地扯寬了”。
“隨著扶貧開發工作的縱深推進，貴州不僅實現了農村糧食基本自給，貧困地區農村經濟社會也發生了深刻變化。”龐耀增說。
貧困“綜合癥”待根治
盡管我國扶貧工作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制約貧困地區發展的深層次矛盾依然存在，扶貧開發是中國政府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國務院扶貧辦主任范小建指出，目前我國扶貧開發仍面臨返貧壓力大、收入差距擴大和自然災害嚴重等挑戰。
扶貧對象規模龐大。按照中央新的2300元扶貧標準，全國貧困人口數量增加到1.28億人。全國貧困人口最多的貴州省，扶貧對象1149萬人，占農村戶籍人口的比例高達33.4%，比全國高20.7%。這些貧困人口，大都分布在深山區、石山區、邊遠山區、高寒山區、地方病多發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自然條件惡劣，扶貧開發成本很高，是扶貧攻堅最難啃的“硬骨頭”。
返貧因素復雜，返貧壓力大，鞏固脫貧成果的任務十分艱巨。在我國現有貧困人口當中，有2/3屬于返貧性質。市場沖擊是返貧的重要因素，而相當一部分貧困人口是分布在自然災害嚴重、生態脆弱的地方，加之收入不十分穩定，防災抗災能力相對不足，因災、因病、因學、因生育、因失業等返貧現象突出。
收入差距擴大，相對貧困凸顯。2010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達到1.3萬元，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擴大到3.23∶1。同時，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也在擴大，2010年農村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7.5倍。貴州省10年來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全國相比，“馬太效應”明顯，2011年全省50個重點縣農民人均純收入3843元，與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差距從2001年的1：1.87上升到2011年的1：1.91。
另外，貧困人口減少和收入增長所帶來的正面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被差距擴大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所抵消，貧困群體弱勢地位更加突出。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全國貧困人口最多的貴州農村還了解到，投入嚴重不足，扶貧資金使用投向不盡合理，“大扶貧”格局還未形成，國家有關項目停止實施等因素還制約著扶貧開發工作。
2001年至2011年貴州累計投入中央和省級財政扶貧資金160.4億元，平均每年僅14.6億元。2011年石阡縣獲財政扶貧資金5600萬，是全省扶貧資金最多的縣之一，但人均下來，每個貧困人口僅有338元。
由于貧困面廣、貧困程度深，實際需求大，扶貧資金難以全面覆蓋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石漠化面積高達90%的興義市敬南鎮菜子灣村，2004年獲財政扶貧資金8萬元種植金銀花，2006年獲整村推進項目20萬和配套小水池2萬元后，到目前都沒有享受到財政扶貧資金。受地質條件和近年來極端氣候等因素影響，8萬株金銀花目前僅剩2500株，產業沒有發展起來，基礎設施投入遠遠不夠，當地群眾生活較為貧困。
鎮駐村干部劉文龍介紹說，菜子灣村環境惡劣，資源缺乏，路、水等基礎設施嚴重滯后，當地老百姓平時主要吃包谷飯，養頭豬都抬不出去。全村502戶，絕大部分靠外出務工維持生活，去年遭遇旱災，今年有600多人吃救濟。
專項扶貧資金總量有限，而各級地方政府整合資源難度又大，在基礎設施普遍滯后的貧困地區，群眾最盼望得到扶持的環節得不到支持。
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扶貧辦主任唐國俊說，有了基礎，產業才能扎根、發芽、開花、結果，促進貧困群眾持續增收、貧困地區持續發展。財政扶貧資金有限且主要用于產業發展，基礎設施無力顧及，老百姓賣牛、賣豬都渴望修一條路。解決好扶貧路上這“最后一公里”問題，才能實現扶貧效益的最大化。
興義市扶貧辦主任任朝陽說，石漠化地區要發展最重要的是要實現科學合理的水土配置，前些年國家實施的坡改梯、退耕還林工程，對石漠化地區的生態治理、群眾增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這兩項工程上級早就沒有專項資金投入。
“輸血”變“造血”
目前，我國扶貧開發已從解決溫飽為主要任務的階段轉入鞏固溫飽成果、提高發展能力、加快脫貧致富、縮小發展差距的新階段。圍繞發展，近年來各貧困地區在轉變扶貧方式，提高扶貧效益方面進行了積極有效的探索。
湖北省恩施市芭蕉侗族鄉高拱橋村，依靠政府“楓香坡侗族生態旅游風情寨”的打造，帶動農民走上以旅助農的致富路，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07年的2000元增加到7500元，成為“全國農業旅游示范點”。
按照“產業扶貧+綠色發展”的思路，地處湘西北偏遠、貧困的張家界市桑植縣苦竹坪鄉，通過推動土地流轉、成立農業專業化合作組織、整合資金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等措施，種植油茶林6000余畝，成為幫助老百姓致富奔小康的支柱產業。
2007年全國首批“縣為單位、整合資金、整村推進、連片開發”試點縣之一的貴州省銅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在杉樹鄉，以950萬元財政扶貧專項資金整合部門資金近4000萬元開展扶貧工作，扶貧方式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
通過試點，杉樹實現產業發展、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的同步推進，徹底改變了“窮在山，困在路，苦在水”的困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3840元，農業產業收入比例從26%提高到48%，成功走出了“發展型”扶貧新路。
“轉變扶貧方式，是提高貧困地區發展能力的必然選擇。而產業，則是實現‘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轉變，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的有效載體。”貴州省扶貧辦主任葉韜說。
結合資源優勢，貴州確定了核桃、草地生態畜牧業、精品水果、蔬菜、油茶、中藥材、茶葉、特種養殖、脫毒馬鈴薯和鄉村旅游業10大扶貧產業，打造“東油西薯、南藥北茶、中部蔬菜、面上干果牛羊”的扶貧產業主體格局。
為形成集產、加、銷于一體的扶貧產業體系，貴州創新扶貧資金與信貸資金有機結合的新型扶貧融資模式，從育種、種養到收購，從加工到銷售、品牌推廣，進行全產業鏈的融資支持，破解貧困農戶貸款難、扶貧龍頭企業融資難、擔保難的產業發展“瓶頸”。
目前，貴州省扶貧辦已與國家開發銀行貴州省分行和貴州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建立起合作關系。今年國開行首批選擇的16個貧困縣，將獲得33億元貸款支持。截至8月末，國開行已累計在貧困地區發放貸款8100萬元，直接惠及2500戶農戶、20個農民專業合作社、5家扶貧龍頭企業。
“十二五”期間，國家開發銀行貴州省分行將為貴州貧困地區提供100億元貸款，支持十個特色優勢農業產業發展。信用聯社將提供500億元貸款，重點支持貴州“三片”(武陵山片區、烏蒙山片區、滇桂黔石漠化片區)、“六山”(麻山、瑤山、雷公山、月亮山、大婁山、烏蒙山)70個縣的開發性扶貧。
葉韜說，扶貧金融合作不是簡單地發放貸款和兌現貼息，而是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政府“一頭熱”的扶貧模式，變“輸血”為“造血”，把金融部門和貧困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調動起來，形成“銀政企農”共謀脫貧致富的扶貧開發局面。
啃掉“硬骨頭”
新世紀過去10年，國家又對下一個10年的扶貧開發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把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作為重點和扶貧攻堅主戰場，深入探索區域發展和扶貧攻堅的新機制、新體制和新模式。
范小建介紹，國家將加大在連片特困地區教育、衛生、文化、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持力度，培育壯大特色優勢產業，加快區域性重要基礎設施建設步伐，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著力解決制約發展的瓶頸問題，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從根本上改變這些地區的落后面貌。
在我國連片特困地區，區域貧困、深度貧困與民族地區發展問題并存，經濟發展落后與生態環境脆弱并存，人口素質偏低與公共服務滯后并存，是區域協調發展短板中的短板、難點中的難點，是扶貧攻堅最難啃的“硬骨頭”。
葉韜說，打破行政分割，劃定區域進行攻堅，有利于整合資源，有針對性地集中力量、強化手段、聯合攻關，能在較短時間內統籌解決生態環境脆弱、生存條件惡劣、自然災害頻發、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等片區發展制約“瓶頸”，是我國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任務的重要舉措。
連片特困地區扶貧攻堅將更多的農村貧困人口納入扶持范圍。云南80%以上的貧困人口和90%以上的深度貧困人口分別納入烏蒙山區、石漠化地區、滇西邊境山區和云南藏區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
貴州涉及武陵、烏蒙和滇桂黔三大片區，涵蓋了全省70個縣、85%以上的貧困人口、87%以上的貧困鄉鎮和85%以上的貧困村。
貴州的扶貧工作備受中央關注。今年國發2號文件把貴州扶貧戰略定位為“全國扶貧開發攻堅示范區”。
溫家寶總理近日在貴州考察時指出，“貴州盡快實現富裕，是西部和欠發達地區與全國縮小差距的一個重要象征，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一個重要標志。”
創新精神可攻堅，戮力扶貧豈畏難。中國的扶貧開發又開始了新的征程。到2020年，我國“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的美好藍圖將展現在世人面前。
進入10月份，地里的農活就少些了，李兵打算把自己已經建了一半的另外一間房子修完。上半年，他就已經備好了建材。建成后，家里“三室一廊”的格局就形成了。這是他今年的目標。
見到李兵，是在他80平方米的新房子里，屋外一條走廊，連接著已經建成的兩間屋子，落地窗，陽光很燦爛。房子前面有一個方方正正的院落，地面全部用水泥硬化了。
這就是移民李兵的“二代房”。
正是應了“人挪活樹挪死”那句俗語，在“三西”扶貧攻堅的30年中，甘肅省從中南部干旱貧困、高寒陰濕地區遷移到河西走廊的將近18萬移民，如今生產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有的已經解決了溫飽，有的已經步入了小康。李兵就是數十萬移民中的一員。
從甘肅“十年九旱”的會寧縣，移民到酒泉市瓜州縣梁湖鄉陳家莊村，李兵認為這是自己42年人生路中走得最正確的一步。
瓜州的戈壁灘上，氣溫很高。雖然戶外艷陽高照，但是李兵家的客廳里卻很涼爽，和記者交談時，李兵一直樂呵呵的。“當初住‘藏頭房’時，根本就沒有想到這么快就能蓋上新房子。”
李兵所說的“藏頭房”，是當時為移民們修建的簡易房，低矮狹小，移民形容說只能藏住頭。如今有了新房子后，移民們稱“藏頭房”為“一代房”。
瓜州縣扶貧辦主任趙生強說，移民住房從“一代房”到“二代房”的升級，實際上反映出我國扶貧工作從“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轉變的軌跡。
2003年，李兵從老家移民瓜州時，陳家莊村一帶是白花花的鹽堿地，寸草不生的戈壁灘。“風那個大啊，吹的人都站不住。”李兵說。
“移民剛遷移來時，只有幾件簡單的行李，什么都沒有。”梁湖鄉黨委書記俞生杰說。
對于新來的移民，當地政府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做起。
趙生強說，首先是建房，其次是造地。
移民們的“一代房”就誕生了。《經濟參考報》記者看到，“一代房”不到20平方米，從外面看是磚瓦房，但從里面看，又是土坯房，是外磚內土的磚包皮房。“雖然房子簡陋點，但是總算有個窩了。”李兵說。
梁湖鄉位于瓜州縣城東面20余公里戈壁灘上，耕地鹽堿化嚴重，地里、村頭、渠邊、屋后，到處都能看到白花花的鹽堿。為此，當地政府逐年加大投入，不斷進行耕地改良。“地里的鹽堿很厚。”李兵說。“我是用架子車往外拉，用尼龍袋往出背的。”
據了解，經過近年的改造，梁湖鄉當初的3.1萬畝耕地已有2.1萬畝具備了基本的耕種條件。
“移民要盡快致富，政府一味地‘輸血’不行。”俞生杰說，“一定要著眼于提升自身的‘造血’功能。”
瓜州縣一抓移民素質，二抓特色產業。
俞生杰說，由于移民文化素質較低，縣上把移民群眾的教育培訓作為重中之重，在抓政策法規教育的同時，重點抓好科技培訓，專門制定了移民農業科技培訓計劃，實施了農業科技入戶工程，組織編印《移民管理手冊》、《農牧業技術規程匯編》等資料，下發到移民手中，為移民鄉村提供經常性的農業科技咨詢服務。同時抓勞務技能培訓，以電焊工、電工、建筑工、餐飲服務等實用技術為主，整合培訓資源，培訓移民。
在產業培育上，梁湖鄉因地制宜，針對耕地鹽堿化的實際，選擇了耐堿作物，目前梁湖鄉的特色產業主要是耐堿的枸杞和甘草。2010年，當地政府每畝補助200元種子錢，扶持移民種甘草，李兵將自己的16畝耕地全部種了甘草。“2011年16畝甘草收入8萬多元。”李兵說。
“如果不是移民來這里，在會寧老家，去年我不可能有8萬元收入的。”李兵說。“8萬元的收入，超過了會寧老家10年的收入。”自己有了收入，2011年，李兵買了一臺拖拉機，專門為附近的村民犁地。“12.45萬元的拖拉機，政府的農機補貼就將近4萬元。”當年又趕上當地政府給每戶補助1.2萬元進行危房改造，李兵又貸款4萬元，在“一代房”的旁邊，蓋起了新房，“二代房”應運而生。
記者了解到，為了減輕移民建房的負擔，當地政府為移民設計了房屋樣式，統一的門樓，統一的顏色，井然有序。俞生杰介紹，陳家莊村175戶移民中，已有135戶興建了“二代房”，再有3年時間，所有移民將全部住進新房子。
不過，“農民增收的產業渠道仍然比較單一。”俞生杰說。“梁湖鄉正在規劃建設一個溫室蔬菜種植示范園，發展設施農業。”
雖然住進了“二代房”，李兵卻舍不得拆掉“一代房”。“我要將他留給孩子們，讓他們知道父輩的艱辛，更主要的是，要讓孩子們知道黨和政府的恩情。”李兵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