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金融危機的“變異體”仍在繼續重創西方國家的經濟，加劇失業和貧困。其中之一，就是我們經常在報紙上讀到的，遍布世界各國政府的大問題，比如財政問題。另一個不太明顯的結果，則是存在于中小規模企業和家庭居民的身上的問題，比如個人儲蓄率問題等。而兩者共同的結果是，使得西方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的增長仍然乏力，失業率依然高企，收入和財務的不平衡依然明顯的存在著。
　　主權債務危機是眾所周知的。為了避免一個可能的金融抑制狀態，全世界各國的政府都在盡可能地使用積極財政和貨幣刺激措施。在當初一片的全球金融危機的陰霾下，政府和央行們的出手成功地制止了危機的蔓延，抵消了由于次貸危機引發的一系列的金融風險。但作為這樣做的一個副作用。幾乎相當多的國家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出現了過度膨脹，很多國家財政的負債表危機重重。
　　雖然主權債的信貸質量，因為有各種終極的跨國家地域的“一刀切”合作模式而得到了一定的升高。但這大部分是面上的。各國很可能會繼續這樣做，但個別國家有所不同。一些西方國家比如希臘，因為脆弱的政府信用，從次貸危機一開始，就迅速被放倒，而至今走不出危險模式。他們更失敗的在于，無法為國民提供一個隧道盡處的希望燈火。換言之，對他們國民而言，未來只是漫長無邊際的黑洞洞的隧道了。
　　因此，其他國家不得不在財政上更多的持負責態度，否則他們同樣也會被淹沒。他們甚至不得不承擔從其他國家轉移而來的壓力，比如愛爾蘭就必須為離岸的銀行沉沒提供預算。還有一些國家，包括美國，沒有面臨直接的威脅，但他們同樣未能在走出危機方面取得真正大的進展。少數國家如德國，由于已建立起深厚的經濟和財政基礎，且有經過多年考驗的財政紀律和經濟結構改革，現在看來形勢良好。
　　政策路線的多元化，會導致不同的經濟后果。事實上，各國政策全心全意地共同點只有一個，就是——失望。大家都對曾經依賴的用來支持全球高增長的那些杠桿化的方法的失敗，感到失望。所有經濟體都不可避免一個過程，全球經濟的退杠桿之路開始了。
　　目前的策略是，希臘基本上一定會在某些領域內放棄還債。愛爾蘭將有選擇的進行財政緊縮和改革，英國也會。而美國緩慢地把政策傾斜度從債務人向債權人傾斜，方法則是通過金融壓抑措施。德國則是慢慢地默許一個從審慎到相對擴張的，依仗于本土需求的經濟增長模式。
　　這么多的主權債務危機，必然給各國家，各地區和全球以影響力。并已經被充分關注了。而且，畢竟主權國家有這個權利提高稅率，發布嚴格法規，甚至在極端情況下，沒收一些資本。因此他們的危機是可查覺得。
　　但其他信貸危機，同樣是很嚴重的，受到的關注就少得多。雖然這些危機同樣削弱了社會的誠信，生產力，并有可能導致有能力維持生活標準的家庭明顯減少。據我所知，很少有西方國家的中小規模公司，或是中等收入的家庭有經歷過金融危機這樣的經驗。同樣他們也無法獲得融資規模，尤其是新的融資，他們通常不能夠從舊的貸款額度下翻身。
　　導致這一直接原因是，眾所周知的它們從銀行貸款范圍內撤出了。商業銀行有著不尋常的高風險厭惡情緒，對于這些機構。而且，他們曾經仰仗的聲名狼藉的信用中介，比如房屋和汽車的信用中介機構也在這輪金融危機中垮掉了。
　　這樣的信貸約束，導致了失業率在如此眾多的國家持續攀高——往往是從已經很驚人的程度，如希臘和西班牙的25％（其中青年失業率達到50％以上）上繼續上升。類似情況也存在于美國（盡管美國失業率低得多）。這樣一個問題不只是貧困加劇，失業率持續高企，也會導致社會不穩定，侵蝕國民領導人和政府機構的信任。新的迷惘的一代，有在西方世界孕育的風險。
　　政府在解決私人信貸危機方面做得太少。他們必須先理清主權層面的危機，但大多數官員甚至沒有一個全面的幫助私人機構的計劃。這是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