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擊華為背后：推手思科的隱秘路徑

　　一份措辭考究的聲明，反而加深了外界對于思科“推手”的質疑。

　　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于10月8日發(fā)布了一份認定華為、中興可能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報告之后，思科新近被美國《華盛頓郵報》暗指以國家安全為由參與游說美國國會對華為、中興的調查。

　　來自非營利機構Opensecrets的統計數據顯示，在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啟動對華為、中興調查的2011年，思科的游說支出創(chuàng)下最高記錄，達到280萬美元。

　　10月18日，思科公開聲明，稱其僅根據情報委員會的要求，提供了有關2003年和2004年思科與華為知識產權訴訟案的公開信息。

　　對此，創(chuàng)新工場CEO李開復[微博]在其新浪微博上表示，“我相信思科一定有游說國會，這里(指思科聲明，編者注)只是在玩文字游戲。”

　　“美國國會的報告是商業(yè)與政治互相利用的結果。”10月24日，互聯網實驗室創(chuàng)始人方興東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基于多方面信息分析，思科不排除參與其中，而且，這次事件是思科十多年來系統運作的結果之一。

　　“美國國會的報告對中國是一個啟發(fā)，是時候建立中國自己的審查機制了。”方稱。

　　“建立審查機制不是要把思科等趕出去，也不是主張打貿易戰(zhàn)。”方表示，而是向美國學習，通過產品審查、源代碼托管等方式，評估外國科技公司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和損害。

　　推手思科？

　　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發(fā)布針對華為、中興的調查報告三天之后，《華盛頓郵報》在一篇題為《美國競爭對手游說遏制中國公司》(US rivals lobby against Chinese firm)報道中，揭開了思科參與遏制華為行動的多個細節(jié)。

　　該報道暗指思科以國家安全為由參與游說國會，推動后者開展對華為的審查；同時，文章還提及思科在一份7頁的市場營銷文件中收集了全球范圍內針對華為觀點及顧慮的相關報道，稱“對華為的恐懼正在全球蔓延”。

　　迄今思科除在公司官方博客上發(fā)表聲明否認外，還通過《華盛頓郵報》10月21日“讀者來論”，發(fā)布了來自思科高級副總裁兼總法律顧問Mark Chandler的說明文章。

　　兩者均稱思科在美國國會針對華為、中興調查中的參與，僅限于提供其與思科此前在知識產權訴訟上的公開信息，而《華盛頓郵報》針對思科游說行為的報道是誤導性。

　　“思科沒有參加眾議院情報委員會針對華為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的游說，所提及的市場營銷文件并沒有散布給國會山，其內容也沒有用于向國會山游說。”Mark Chandler在《讀者來論》中說道。

　　一位不便具名的業(yè)內人士稱，這段表述潛臺詞，無異于思科承認了針對華為的7頁市場營銷文件的存在。

　　“說這篇報道誤導(別篇呢？)，沒有向安全小組游說(別的小組呢？)，沒有提供某一份市場文件(別的文件呢？)。”李開復在微博上直點思科表述漏洞。

　　方興東稱，華為、中興遭遇美國國會狙擊，是思科等十多年來系統游說的結果，也是此前思科起訴華為侵犯知識產權訴訟未果后的延續(xù)。

　　2003年1月，思科向美國德克薩斯州東區(qū)聯邦法庭提交了一份長達77頁的起訴狀，指控華為在多款路由器和交換機中盜用了其源代碼，華為路由器和交換機命令行接口等軟件侵犯了至少5項思科專利。

　　此時距離華為進入美國市場尚不足兩年，但仍讓居于美國市場霸主地位的思科，開始警惕。

　　最終，華為與思科在2004年7月底達成最終和解協議——華為沒有侵犯思科的知識產權，但同意修改其命令行界面、用戶手冊、幫助界面和部分源代碼，以消除思科的疑慮。

　　而法庭簽發(fā)的終止訴訟法令，意味著思科今后不得再就此案提起訴訟或者以相同事由提起訴訟。

　　思科轉向

　　此后，思科的“戰(zhàn)略”開始轉變。

　　據Opensecrets(數據來自于美國參議院公共文獻辦公室)統計，從1998年至今思科合計達1572.5萬美元的游說支出中，有三個波峰，分別是2004年的138萬美元、2007年的164萬美元和2011年的280萬美元。

　　2004年恰是思科與華為知識產權訴訟白熱化的一年，2011年則正值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對華為、中興啟動調查。

　　公開報道顯示，以2011年為例，思科除自身投入280萬美元之外，還雇傭了Alpine Group、Capitol Counsel、Capitol Solutions、Ernst & Young、Franklin Square Group、Ryan。Mackinnon et al等6家機構，所支付的游說支出從2萬-24萬美元不等；2011年，受雇于思科的專業(yè)游說人員合計達到27人，游說對象包括美國參議院、眾議院、聯邦電訊委員會(FCC)、商務部、美國電信與信息管理局(NTIA)等。

　　上述接近華為的人士還表示，在美國國會報告所涉及的基礎設施設備市場上，原來的朗訊、摩托羅拉相關份額已先后被并購或收購 ，“思科雖其交換機、路由器仍在美國市場占據主導地位，但華為極具性價比的產品令其倍感壓力”。一位業(yè)內知情人士介紹，部分華為產品的性能與思科相當，價格卻低20%-50%。

　　事實上，思科在其截至今年7月28日的2012年年報中明確指出：“我們已經體驗到了來自亞洲尤其是中國競爭者以價格為中心的競爭，我們預計這種競爭將繼續(xù)下去。”

　　2009年之后，華為加速向企業(yè)市場拓展；2011年，華為確定運營商、企業(yè)、消費者三大業(yè)務板塊，從電信市場進一步向企業(yè)級、消費者市場拓展。這讓華為與思科，再次走到新的競爭節(jié)點。

　　上述接近華為的人士表示，在2012年3月華為被禁止參與澳大利亞NBN項目投標時，思科CEO錢伯斯就在拒絕就華為安全問題作評論的同時，給出了一個相對不太直接的說法，“華為有信任問題”，并認為澳大利亞禁止華為參加該項目“有意思”。

　　“這些似是而非的說法，與此次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調查報告的論調十分相似。”上述接近華為的人士說。

　　邊界何在

　　方興東認為，思科的路由器在中國的存量市場份額超過6成，按照美國國會的邏輯，其對中國國家安全帶來的潛在危害不容小覷。

　　“中國在信息安全方面對外國企業(yè)基本上還沒有安全審查機制。”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究員倪光南對記者表示。

　　方興東表示，美國有一整套保護國家安全和信息安全的機制，產品進口審核、源代碼托管等都可以借鑒。

　　倪光南認為，拋開遏制中國企業(yè)的動機因素，美國在信息安全保護上有值得中國借鑒的地方，第一是有強烈的信息安全、信息主權意識，并有頂層戰(zhàn)略指導，如著名的“網絡空間國際戰(zhàn)略”；第二，是有一整套措施保障落實，例如“愛國者[微博]法案”賦予美國情報部門具有審查各種信息的權力。

　　在組織上，美國最高的機構是四星上將領銜的“網絡戰(zhàn)司令部”；在底層，一些大企業(yè)常有CSO(信息安全官)一職，他不僅要對本單位信息安全負責，還要向上級安全部門負責。

　　不久前，谷歌和微軟承認，它們根據美國“愛國者法案”的規(guī)定，把歐洲資料中心的信息交給了美國情報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