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業合作到制造業轉移，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到跨境金融體系建設……剛剛結束的第九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和商務與投資峰會上，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貿易額2015年將突破5000億美元，整體產業轉移及金融合作將持續深入。政治經濟學專家認為，貿易額的擴張及產業結構調整，凸顯中國—東盟自貿區建成之后，自貿區領域內的資源分工整合正在向縱深發展。
農業項目“深度推進”：糧食“防波堤”逐漸形成
從水稻育種技術到甘蔗種植技術，從精制糖提煉到大米聯盟建設……對中國先進農業技術引進趨之若鶩的東盟國家，與中國龐大的農產品消費需求密切聯系在一起，吸引了相當一部分資金注入其中，在技術與市場結合過程中形成的糧食進出口聯盟，為中國—東盟自貿區范圍內的國家應對全球農產品波動奠定了堅實基礎。
雜交水稻育種、甘蔗種植、木薯品種、水果栽培……這些都是東盟國家渴望獲得的中國先進農業種植技術。
近年來，中國已成為東盟農業技術進口的重要來源，中國企業“走出去”逐漸增多，以廣西為例，截至目前共有３０多家廣西企事業單位赴越南、老撾、柬埔寨、文萊等東南亞國家開展農業資源開發合作，對外投資額超過１０億元人民幣。
老撾總理通邢透露：老撾樂意為中國農業企業提供更好的投資環境。２０１２年７月，老撾政府特別邀請了廣西農民梁天銀去老撾建設糧食生產基地，畝產量有望達到８００公斤，目前老撾水稻平均畝產約２００公斤
越南河江省農業農村發展廳廳長阮德榮透露：越南河江省每年水稻播種面積大約為３．６萬公頃，產量近２０萬噸，品種主要為來自中國的雜交水稻。
中國農科企業也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廣西農業廳外經處副處長歐毅霞介紹，廣西農業企業先后在柬埔寨、老撾、越南、緬甸等東盟國家實施柬埔寨戶用沼氣示范與推廣、老撾果蔬新品種栽培示范、越南水稻玉米試種基地、緬甸玉米試種示范推廣等一批農業技術試驗示范項目，主要涉及木薯、甘蔗、茶葉、蠶桑、劍麻等生產種植和加工領域。
與此同時，東盟國家也在不斷發出以農產品聯盟為載體，共同應對全球農產品價格波動的聲音。2008年開始，泰國、老撾、柬埔寨、緬甸等國紛紛發出成立國際大米聯盟的事宜。2012年，泰國商業部常務次長然榮表示，東盟5國將成立國際大米聯盟，以共同應對全球糧食價格波動的狀況。
糧食問題專家指出：中國作為全球谷物類糧食主產區、主銷區，正在發揮人民幣升值的歷史契機，加上東盟國家對中國雜交水稻技術的需求，與東盟國家一道建設完善的“糧食防波堤”，應對一些國家利用天氣條件制造“糧食恐慌”造成的糧價波動。
制造業跨境分工趨勢漸現：產業鏈效應浮出水面
一方面是制造業的跨境轉移趨勢日益明顯，相當一部分曾經的中國優勢產業向東南亞轉移，部分“中國制造”正在讓位于“東盟制造”，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擴張效應”也激勵著中國的民營企業“搶灘東盟”。
業內人士分析認為，制造業轉移證明，中國—東盟之間的制造業“產業鏈”效應正在形成，中國與東盟國家實體經濟“共榮共生”的關系，正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共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實體支撐力”。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貿發會議）７月５日發布的《２０１２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２０１１年流入東南亞的外國直接投資為１１７０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２６％，而中國的這一增長率同期不到８％。
與資金流向幾乎同步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盟國家的轉移。
制鞋、皮革、服裝……這些傳統的制造業早在2006年開始就呈現出向東盟國家轉移的趨勢。曾經生產了全球40%耐克鞋的中國，早在2010年就被越南取代。如今，相當一部分中國浙江、江蘇、福建一帶的制鞋、紡織企業已經向東盟地區轉移。
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貿發會議）２０１２年的一份年度調查報告顯示，在由跨國公司評選出來的最受歡迎的東道國排名中，印尼和泰國的排名大幅提升。報告認為，由于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工資成本和生產成本繼續保持上升態勢，東盟各國在制造業上的相對競爭力繼續增強。
部分經濟學人士擔憂：這種轉移是否意味著中國產業“空心化”趨勢？
更多產業轉移問題的專家認為：這是中國自身產業升級換代及自貿區發展的必然結果。
常年研究中國—東盟自貿區問題的歷史地理學博士鄭維寬列舉了這樣一組數據：菲律賓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速快于預期，達6.4%；新加坡經濟增速2.5%；印尼經濟增速6%；泰國經濟增速5.5%；越南經濟增速4.6%……
鄭維寬認為，在全球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范圍內的中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泰國等國家和地區，今年以來發展經濟發展速度喜人。這表明整個自貿區范圍內最近10年來的產業轉移，為各國應對金融危機奠定了堅實的實體經濟基礎。
金融合作：互聯互通“金融支撐力”
中國－東盟自貿區全面建成之后，雙方互聯互通日益緊迫，對區域內基礎設施的承載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推進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和空間。亞洲開發銀行曾做出預測，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５年十年間，東盟地區基礎設施總投資需求大約為６０００億美元，平均每年需要投入６００億美元。
然而，外交學院院長趙進軍表示：“要想中國與東盟區域經貿合作有更大發展，十分需要有一個涵蓋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網絡，但在全球經濟金融形勢持續動蕩、歐美等發達國家臨債務危機背景下，資金的來源成為迫在眉睫的難題�！�
從實踐上看，近年來，東盟地區基礎設施平均每年需要投入并沒有達到６００億美元，甚至遠遠低于這個數字。也就是說，積累的需求預計將在未來十年至二十年內釋放，基礎設施建設將迎來“滾雪球式”的發展效應。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第１７屆東盟首腦會議上通過了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中國為支持互聯互通的建設建立了總額１００億美元的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用于道路、電站、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但更大的金融合作尚未拉開序幕。
中國—東盟國家之間的共識是：盡快提升人民幣作為區域性國際化貨幣發揮的作用，擺脫中國—東盟自貿區貨幣定價權受制于美元、歐元等傳統貨幣體系的現狀，以人民幣結算的方式來構建“榮辱與共”、“同舟共濟”的定價體系。
人民幣的東南亞行程無疑獲得了良好的支撐。截至今年6月末，中國各銀行累計辦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量3．8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廣西累計辦理800多億元人民幣。目前，中資銀行在東盟國家共設立8家分行，東盟國家在華設立7家外資法人銀行、6家外國銀行分行；東盟在中國的銀行機構資產總額近2000億元人民幣，自2003年以來年均增長達38％。
復旦大學公共傳播學博士徐健認為：“金融合作產生的支撐力，能夠加速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從而為自貿區保持健康、持續、穩定的發展形成強大的‘動力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