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生產的數字化和信息的網絡化，以3D打印機和智能機器人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對傳統的產業產生顛覆性影響。”在剛剛閉幕的天津2012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北汽集團董事長徐和誼說。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達沃斯與會專家普遍認為，世界迫切需要一場新的工業革命，但為了突破技術、市場、勞動力等多方面的瓶頸，中國制造業必須以產業結構調整迎接新工業革命沖擊，全球新能源也必須通過務實合作實現產業鏈條上的共贏。

　　“世界迫切需要一場新的工業革命”

　　去年9月，世界首輛3D打印機制造的汽車在加拿大溫尼伯市問世。隨著生產的數字化和信息的網絡化，以3D打印機和智能機器人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對傳統的制造業產生顛覆性的影響。
　　著名趨勢學家、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杰里米·里夫金在著作《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指出，建立在新能源和互聯網相結合基礎上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即將到來。新能源革命使得商業貿易的范圍和內涵更加廣闊的同時，結構上也更加整合；而相伴而生的通信革命則為對新能源流動引發的更加復雜的商業活動進行有效管理提供了工具。
　　在以全球產業展望著稱的達沃斯論壇召開期間，“第三次工業革命”被與會嘉賓頻頻提及。在他們看來，“第三次工業革命”更多的是指信息技術與工業技術的高度融合。
　　在商務部經貿政策咨詢委員會委員、外交學院副院長江瑞平教授看來，互聯網與可再生能源相結合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模式堪稱“絕對精妙的構想”，它很有可能化解人類面臨的資源困境，甚至改變世界經濟發展模式。
　　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則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通過信息革命為全球產業注入活力，在改變人們生活方式的同時，也為經濟發展注入能量。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好的畫面，一個完美的世界，科技能夠幫助我們達到這個目標。”阿爾卡特朗訊公司首席執行官本·韋華恩展望說，世界人口對于溝通的需求將越來越迫切，技術將為人們的良好溝通創造機會，同時創造價值。
　　與漸進式發展相比，有與會嘉賓認為，工業革命的演進帶有迫切性。美國塔夫斯大學高級副院長查克拉沃蒂在論壇上提出一個觀點：“世界迫切需要一場新的工業革命”。這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概念不謀而合。他表示，有很多經濟、歷史學家認為，世界上的傳統創新和科技發展已經終結，短期內不會再有像內燃機、電力的發明這種巨大的技術突破。但即便如此，還是會有一系列巨大變化在發生，如世界一半的人口將會居住在城鎮，歐洲地區退休人口比新就業人口還要多，而印度、非洲的問題是年輕人就業難。“我覺得在未來10年到15年，我們會經歷一場巨大的革命，能夠比以前工業革命的影響力強一百倍。”
　　美國倫斯勒理工學院校長雪莉·安·杰克遜說，在一系列城市適應人口增多的轉變中，創造力將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這種創造既涉及經濟，也涉及新的能源方式、新的醫療體系。“在創新力量的刺激中，社會發展將會有更高的效率。”
　　建筑業圓桌會議主席馬克·卡索稱，杰里米·里夫金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提出了一個視角全面、現實可行、技術可靠、市場驅動的模式，他富有遠見的“分散式資本主義”模式在設計和建筑業的領袖們中奏響了最強音，這些領袖們肩負著把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理論與希望變成現實的重擔。

　　中國制造業迎戰新工業革命沖擊

　　中國是傳統低成本制造業的代表，然而在科技驅動產業突飛猛進以及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的步伐面前，中國制造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就曾斷言，第三次工業革命對中國這樣的制造業大國有相當大的負面影響。
　　雷諾-日產聯盟董事長卡洛斯·戈恩就表示，越南汽車行業平均人力成本大約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仍具生產優勢。皇家帝斯曼集團首席執行官謝白曼說，“有些跨國企業已選擇把生產車間從中國沿海轉移到東南亞國家，這表明中國制造業的成本優勢正逐漸減小，必須引起高度重視。”面對生產成本的上漲，“中國制造”低成本優勢正在縮減，如果不能充分發揮自主創新的推動作用，其制造業就可能喪失競爭力。
　　北汽集團董事長徐和誼以汽車業為例指出，全球汽車工業的科技進步由量變到質變，汽車已經成為高新技術的載體。這給中國汽車工業追趕世界先進水平增大了難度。但他認為，當下中國汽車制造業依然存在明顯優勢：一是制造規模與能力已經達到世界水平；二是制造成本仍然具備一定優勢；三是已經形成相對完整的產業鏈配套體系；四是存在中國這個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所以中國的汽車產業依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中國汽車制造業的危機是品牌的危機，根源在于產品缺乏技術的支撐。
　　“看看美日等汽車制造強國花了多少時間從低端走向高端，就應該發現對中國制造業未來的擔憂是沒有必要的。”卡洛斯·戈恩說，目前中國制造業正在進行的品牌進化、產業鏈升級等都在正確的軌道上，所缺乏的僅是時間和耐心。他同時表示，在第三次工業革命面前，中國出現的制造業外流傾向并不需要過分擔心。畢竟制造業人口紅利不具備可持續性，產能終將有提升的一天，制造業外流是遲早要面對的，在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這是必需的代價。
　　天津港董事長于汝民也認為，在低端制造業外流的同時，以大眾汽車變速箱、空客為代表的高端產業也正在進入中國，這一進一出的流動中，中國制造業如能實現真正升級也不是一件壞事。
　　與會專家普遍表示，短期內中國制造業地位還難以動搖，只要把握轉型期機遇，中國仍有趕上“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可能。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主席黃孟復認為，中國制造業大國的地位還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
　　他提出，中國30多年來所形成的龐大的工業配套體系、工業環境等仍是那些勞動力更低廉的國家所無法比擬的。越南、柬埔寨、老撾等國要建立起整個工業配套體系還需要很多年的發展，中國在制造業方面的優勢仍將持續一段時間。因此需要利用這個緩沖機遇，用現有優勢創造新的優勢，提升制造業核心競爭力。
　　美國塔夫斯大學高級副院長查克拉沃蒂也認為，制造業是中國的傳統優勢，在時機尚未成熟之前就貿然放棄“制造”，全面向“設計”或“創造”邁進是不明智的。目前尚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能力在制造業規模化的速度方面與中國媲美。中國制造業在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過程中，需要繼續保持以往的優勢，平穩過渡。
　　新的工業革命對政府管理也提出新要求。有與會人士稱，政府應積極轉變角色，統籌規劃淘汰不必要的落后產能，避免單純的低成本競爭。正確認識市場的優勝劣汰，即便是國有企業也不能一味幫扶，要放在市場大環境中鍛煉成長。此外，還要引導產業摒棄單純規模化，推動創新式、訂單式、個性化產能的發展。

　　新能源推廣瓶頸突破呼喚全球合作

　　作為新工業革命的“另一條腿”，新能源在本屆達沃斯論壇上所受到的關注并不亞于互聯網。業內人士認為，當前全球新能源領域正經歷積極變化，但以化學能源為主的未來能源消費格局短時間內仍難改變。與會專家呼吁，依托清潔能源大力發展的全球能源戰略轉型，亟需各國及相關企業間展開多層次務實合作。
　　美國劍橋能源咨詢公司總裁丹尼爾·耶金表示，能源領域創新需要依托一些具備前沿性的研究中心投入大量精力，以及政府、企業等提供長期持續性的資金投入，從這個角度看，清潔能源的一些增長也許在2030年之后才能看到變化。
　　除了投資的長期性，價格問題也成為新能源普及的瓶頸。達沃斯論壇《2012能源展望報告》也指出，清潔能源上網電價使得清潔能源在歐洲應用廣泛，但上網電價模式在短期內會增加電力生產成本，政府補貼難以維持。而清潔能源在能源格局中份額走高，成本上升問題必將日益突出。
　　在技術和市場難題之外，新能源的全球普及還遭遇貿易壁壘。與會人士認為，為了將發展新能源作為經濟增長新引擎，技術優勢國家追求技術、管理優勢，制造技術壁壘和貿易壁壘，因此，美國、歐洲及中國之間光伏產業反傾銷案件的摩擦不斷且烈度不斷增強。
　　具體到中國，斯坦福大學研究員大衛·維克托說，中國在調整能源結構、發展新能源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而且具體從政策上加以推動。在能源革命面前，中國或許可以把握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的機遇，提升競爭力。
　　但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呼吁，我國新能源產業政策需權衡多重因素：“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工業化階段，能源需求增長速度快、增量大。近年來我國火電投資大幅度下降，符合能源結構調整和低碳發展的愿望，但近年來發展迅猛的風電和太陽能發電不足用電總量的2%，指望用清潔能源替代煤炭發電，至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是不切合實際的。”
　　但正如全球風電巨頭、丹麥維斯塔斯風力技術公司總裁迪特列夫·恩格爾所言，發展綠色經濟將有助于實現長期、可持續的資源節約型增長，同時還有可能創造許多新的就業機會、商業模式和機遇，“這在很大程度上類似于跨大陸鐵路、州際高速公路系統以及因特網在全球經濟體系下實現的自我轉型”。與會人士也普遍看好新能源的發展遠景。
　　作為達沃斯論壇導師，中國天合光能集團董事長高紀凡稱，隨著全球對可再生能源越來越重視，特別是中國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策驅動，太陽能技術將更趨可靠、發電成本顯著降低，預計2015年，太陽能發電成本將在某些地區與火電達到一致，在很多地區達到并網平價電力，太陽能將成為很多國家的主力能源之一。
　　獨木難成林，眾志終成城。未來幾十年，全球資源需求將超出正常的供應能力，資源供需矛盾將更加突出，林伯強呼吁，各國急需減少清潔能源全球化生產的多重壁壘和貿易戰，促進全球清潔能源產業分工，降低清潔能源成本，推動產業良性、可持續發展，實現產業鏈條上各個國家共贏。
　　荷蘭皇家殼牌首席執行官彼得·傅賽稱，能源戰略轉型需要各方采取有益的合作新模式，包括跨國合作、公私合作、跨行業合作以及企業與民間合作等等，還需要立即制定合作框架，在鼓勵合作的同時，尊重社會各行各業的不同作用，恢復能源行業與社會其他領域之間的根本社會契約，形成相互尊重的基本氛圍，促進個人發展、投資和服務。
　　印度蘇司蘭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長塔爾思·坦帝指出，政府與企業應當加強合作，實現清潔能源商業化。企業要在技術方面做到巨大投資，需要有長期政策框架指導和立法指導，在各國之間還要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他認為，如果有這些因素的話，在可再生能源發展過程中，亞洲可以起到一個引領作用，而且可以把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推廣到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