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土地權屬管理工作薄弱，土地等產權關系混亂。各地農戶掌握的土地、房屋、林地、水面等資源除了自身耕種、居住和經營外，很難進入市場流通或流轉。一些無力耕作或無力經營的農戶往往視之為“雞肋”，特別是一些常年外出的打工族，更是將其長久閑置，成為一種死資源，造成巨大浪費。
多地試水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以土地資源入股、股份合作和抵押貸款等方式促進農業農村土地資源資本化，使農民分享到了資本參與分配的改革成果，有效地維護了農民的權益，也為夯實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基礎、促進城鄉統籌協調發展開辟新路。
武漢模式：農民從“無產者”變身“資本家”
武漢將農業資源確權登記，將企業和農民手上的資源整合起來，作為產品在公共交易平臺進行交易，通過各類金融市場和金融組織進行融資，以資源入股、股份合作和抵押貸款等方式，實現資源資本化。
武漢市蔡甸區齊聯村是湖北最早開展農村集體資產產權制度創新試點的農村之一。
2007年，齊聯村開始了產權改革試點。首先，通過查閱公安部門資料及入社資料，核實社員身份，再對全村固定資產和債權債務情況進行內查外調。接著村民集體討論配置股份，成立了股份合作社。通過合作社經營，2011年底，全村實現分紅20萬元，股民年人均增收274.35元。
齊聯村的成功經驗在武漢全面鋪開。武漢將對全市農村集體資源、資產類產權全面進行確權、登記、頒證，建立農村綜合產權數據庫。并對資源和資產類產權權證進行分類和編號，建立全市農村綜合產權登記查詢數據庫。
到2012年底，武漢計劃在5大遠郊區各選擇1至2個鄉鎮開展農村產權確權登記頒證試點。此次確權登記涉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農村閑置宅基地使用權、村集體“四荒地”使用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養殖水面使用權、農村集體林地使用權和林木所有權等以及農村農業類知識產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股權、農村房屋所有權、農業生產性設施和用房所有權或使用權等。
同時，武漢啟動農村產權登記查詢數據庫建設，開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并制訂出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扶持政策。
建立產權交易市場，讓農村資源成為資本。武漢市文龍興養殖合作社是一家由118戶漁民組成的養殖專業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共圍養水面面積7000畝。為了改變過去那種“不投魚料、少投育苗”的低成本運作模式，合作社找到武漢幾家國有銀行貸款，但是，由于注冊資金少、風險大加上合作社模式難以操作，最終都失敗而退。于是，合作社無奈下找到民間貸款公司。一年2萬多元的利息又嚇退了這群漁民。
就在準備放棄的時候，合作社理事長易文松了解到，武漢正在試驗農村產權抵押貸款。于是，他到武漢農村產權交易所辦理產權確權登記，隨后就在武漢農村商業銀行貸到了390萬元。易文松說，相比民間貸款，這個渠道可以節省1萬多元。
現在，文龍興合作社的水產品已受到許多大型食品公司的青睞，還出口到中東、歐洲等地。易文松告訴記者，得益于投資的拉動，合作社社員的收入也連續翻番。2008年，每戶純收入2萬多元，2011年已達到8萬元。“三年翻了3倍。”易文松笑得合不攏嘴。
讓文龍興合作社受益的農村產權抵押貸款主要包含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農村房屋抵押貸款，大棚、養殖圈舍等農業生產設施抵押貸款和活體動物、果園、苗木等生物資產抵押貸款等四類業務。
武漢農村產權交易所總經理孫曉燕說，為了將金融風險降至最低，武漢還設立了農村產權抵押融資風險補償資金，在債權無法實現時，先通過武漢農村綜合產權交易所掛牌交易處置抵押物償還貸款，不足部分由農村產權抵押融資風險資金代償。
武漢市計劃，2013年至2014年，在各個新城區建成武漢農村綜合產權交易區級分所，全年實現交易額18億元；建立“產權交易服務”超市和電子商務平臺，健全農村產權評估機構、評估人員資質和評估管理體系，形成市、區、鄉、村四級農村產權交易市場聯動機制。同時，逐步將產權交易市場范圍擴大至湖北全省，形成湖北省區域內的農村產權的產權交易中心、信息中心、結算中心、托管中心和融資中心。
另外，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提升農業市場化運作。倉溪富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模式采取“園區(企業)+土地股份合作社+基地+農戶”形式，大力發展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村集體“四荒地”、養殖水面、山林所有權、機動地所有權等按面積設置股份，組建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農民不僅種地有了錢，還成為“公司”的股東，每年年底能夠拿到一筆可觀的分紅。
益陽模式：“政府信托”集中農戶分散土地
2009年，湖南省益陽市開始在沅江市草尾鎮試點“土地信托流轉”模式，通過“政府信托”的方式將農戶分散的土地集中起來，再以合同方式流轉給農業公司或大戶，這種政府扮演“中間人”角色的“益陽模式”，在破解傳統流轉中協議松散、頻繁違約等難題方面，正在寫下自己的答案。
在洞庭湖區輾轉了好幾個鄉鎮之后，2009年，李衛兵終于在沅江市草尾鎮“安營扎寨”。此后的短短三年，他在自己的蔬菜基地上投入了超過千萬元的資金。一簽十年的合同以及“中間人”的存在，讓他再也不必面對土地糾紛，也不必再擔心因短期流轉而不敢投入。
益陽市委書記馬勇介紹，益陽市土地信托流轉是由政府全資注冊成立信托公司，負責土地信息收集和發布，在做好產業規劃，接受農民土地委托，并與農民簽訂信托流轉合同后，篩選農業經營公司，向其發包土地，并對其經營進行監管，同時整合涉農資金，實施相關項目。
在這個過程中，農民首先與信托公司簽訂意向性協議，信托公司在三個月內尋找合適的企業(大戶)。如逾時未找到合適對象，或農民對對象有疑慮，土地將返還農民手中。雙方就租金達成協議后，企業(大戶)一次性付清一年租金，信托公司再在每年3月和8月分兩次付給農民。此外，企業(大戶)還需向信托公司繳納每畝100元的押金和10元管理費。
洞庭湖區出現大規模土地流轉始于2000年前后。長期以來，傳統的流轉往往是松散的協議關系，農戶和大戶的利益都得不到很好保障。
“‘益陽模式’關鍵是保障農民和大戶雙方利益的長效穩定，讓農民有固定收益、讓大戶放心投入。”馬勇說，“益陽模式”與傳統流轉有三方面的不同：首先是通過“三角形”關系形成了更為穩定的土地流轉契約關系，農民把承包經營權信托給政府后，在隨意退出方面受到制約，而且這種信托關系還可以繼承，具有穩定和長期的特性；第二，政府作為“中間人”，積極發揮整合項目、提高土地資源利用效益等功能；第三，可以兼顧多方面利益特別是保障農民的利益，政府在土地流轉中起到了“穩定器”作用。
記者了解到，2008年，益陽全市自發性土地流轉面積達到116萬畝，占耕地總面積的32.1%，但后來這一比例難再突破。然而，自2009年開展土地信托流轉以來，流轉率一下提升到40%，有的鄉鎮達到60%以上。目前，試點已由沅江市草尾鎮擴大到全市12個鄉鎮。
最早試點的草尾鎮全鎮15萬畝耕地中，信托流轉已經達到3.6萬畝。鎮黨委書記李向前介紹，等到一批傳統形式流轉的土地到期之后，這一數字還將大幅提高。目前全鎮共引進企業(大戶)24家，500畝以上種植基地19個，最大的一戶達到8000多畝，引進資金上億元。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益陽土地信托流轉模式，讓農民和企業(大戶)吃上了“定心丸”。部分破解了新形勢下農業主產區耕地拋荒嚴重、大戶不敢投入、農民增收緩慢等難題。
魯皖模式：農民自發向規模經營過渡
《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在山東、安徽、黑龍江等的采訪發現，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加劇農村優質勞動力外流，土地托管服務社在當地部分農村逐漸流行。土地托管不改變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合作社為農民代管糧田，農民購買服務，促進了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部分專家認為，土地托管是農民自發向規模經營體制過渡的有效形式，應該規范引導，扶持推廣。
山東省兗州市小孟鎮李家樓村四組村民張其文今年47歲，上有父母、下有兒孫，一家共8口人。2010年開始，他把13畝糧田全部交托給村支書李愛國成立的兗州市興農糧食種植專業合作社。“老的干不動了，年輕的又不樂意回家種地，只能托管。”張其文說。兒子高中畢業就出去打工，一家人在鄰縣鄒城開了3個網吧，在縣城買了車、房，根本沒碰過農活。“村里百分之二三十的年輕人已經在縣城買了房子，一般就不會回來了。”
2010年4月，李家樓村村支書李愛國和村兩委其他4人成立了合作社，當起了“土地保姆”，目前托管了村里全部1200畝土地。
記者了解到，土地托管不改變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只是將管理權委托給合作社或種糧大戶。最初，土地托管分為半托與全托兩種形式，目前全托已經逐漸占據主流。半托是農戶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部分服務項目。全托則是合作社包攬了小麥耕種、澆水、施肥、打藥、收割等全部環節，農民成了“甩手掌柜”，只需向合作社支付服務費用，收獲的糧食仍歸農戶。合作社各服務項目明碼標價，不高于農戶單干的成本，糧食畝產承諾不低于農戶單干的產量。
記者了解到，從山東省北部的廣饒縣到南部的汶上縣、嘉祥縣，中西部的章丘市、東阿縣到東部的諸城市，安徽省利辛縣、懷遠縣，黑龍江省五常市等地區，近年來土地托管專業合作社數量較快增長，托管面積不斷擴大。
“你把土地托給我，我把實惠交給你”、“自愿托管是原則，實現雙贏是目的”。在安徽省利辛縣望疃鎮玉光村種植專業合作社，墻上的標語分外醒目。利辛縣農委主任李靖說：“托管掙的錢是活的，流轉掙的錢是死的。”與流轉相比，托管更靈活，更切合當前實際。因為部分地區農民惜地、不愿流轉，撂荒不甘心，單干又力不從心。土地托管只交托土地管理權，而且農民自主選擇服務項目，滿足了農民需要。目前利辛縣發展起托管專業合作社400多家，2011年底全縣共托管土地面積21.07萬畝，占12.2%。
土地托管還可以一攬子解決土地經營分散、種糧比較效益低、農技推廣難等問題，促進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山東省兗州市新兗鎮楊莊村支書劉秀峰說，土地托管之后，形式上實現了規模種植，有利于先進種植方法的大面積推廣，如選用良種、病蟲害統防統治、秸稈還田等，促進了糧食增產，同時還降低了生資、勞動力、管理等生產成本。比如，農戶單干每畝小麥花費農藥10元，合作社只花8元，還減少了人工成本。“以前不托管，一畝地兩季作物不算工錢頂多掙1000元，托管之后一畝地純收入一千二三百塊錢。”他說。
焦作模式：聘用“職業農民”變身農業“鏈主”
河南省焦作市農民合作社近年來蓬勃發展，一些合作社大規模流轉耕地、實行專業化集約化生產、聘用“職業農民”，迅速整合產業要素，出現公司化發展勢頭，正在變身為農業產業鏈“鏈主”。
把家里的15畝耕地交給合作社“托管”后，武陟縣農民原小莊一身輕松。他說：“兩個孩子都在外打工，不愿回家種地。我今年58歲了，地越種越不濟。‘帶地入社’后，每畝地每年交330元服務費，從種到收，合作社全管了。抽出了身，我在村里開了個手機店。”
為原小莊“托管”土地的三陽鄉三陽村鴻運農機合作社，向農民提供糧食生產“總承包”服務。理事長原勝利說：“目前，合作社經營土地1.3萬多畝，其中‘托管’1.1萬畝，直接流轉土地2600多畝，年純收入近200萬元，正在由單純提供農機服務轉向‘經營農業’。”
沁陽市柏香鎮王村惠民農機合作社如今“托管”土地1.8萬多畝，直接流轉土地2800畝。理事長萬金虎說：“搞規模化經營，畝產增10%，投資省10%，這一增一減，就是合作社賺的錢。”
據了解，焦作市共有農機合作社384家，大部分農機合作社，以集約化農機服務為原點，向前延伸到農資“團購”“分銷”服務，向后延伸到種植管理等環節，實現糧食生產“總承包”。目前，全市農機合作社采用“托管”、直接流轉等方式經營土地64.3萬畝，占全市耕地面積的22.9%，成為糧食生產經營的新主體。武陟縣鴻運農機合作社下設農機部、農資部、植保部、加油站、土地流轉部、信貸擔保部、培訓部，覆蓋糧食生產“全鏈條”。
沁陽市西萬鎮西萬村商貿、運輸業發達，許多群眾無心種地。2007年，村里實施“整村流轉”，將2500畝耕地流轉給神牛農民合作社。村委會副主任田柏樹說：“現在全村雖然只有10個人種地，但生產水平大幅提高。一是畝產增80%。二是耕地擴大。光除掉的地壟、生產道路，就增加了300多畝耕地。三是投資降了三成多。”
一些農機合作社還跨省“經營農業”。武陟縣嘉應觀鄉東營村鳳祥農機合作社在吉林省松原市承包耕地近6000畝，他們發揮“精耕細作”優勢，靠種糧一年凈賺60多萬元。目前，焦作市共有5家農機合作社跨省承包土地5萬多畝。
在成功將全村土地“合作化”后，沁陽市西萬村又成立維德生態農業公司，合作社成為公司下屬的一個部門。公司已投資3000萬元，建設高效農業園。村委會副主任田柏樹說：“在穩定2000畝糧食基礎上，正在建設果品、蔬菜種植區和一座農民公園，我們要把這塊地打造成集高效種植、觀光休閑、循環利用為一體的現代農業示范區。”
在沁陽市王曲鄉，記者見到了一座2000畝的蔬菜產業園，承租這塊土地的是紅楓林公司。公司董事長楊國利從賣水果開始進入農業，僅用12年時間，就變身為農業企業家，“開著奔馳種菜。”
規模化生產使農產品原料供應有了充分保障，推動焦作市農產品加工企業快速壯大，目前，全市年銷售收入過億元的龍頭企業已達52家。一些企業為了進一步把農田變成“第一車間”，紛紛領辦合作社，將“公司+農戶”模式改造為“公司+合作社+基地”模式。
眼看著新洲區孫崗村倉陽崗上503畝地變成了荒山，當了一輩子農民的柳仕堂心理很不是滋味，他與其他9位土地的主人共同商議后，決定成立倉溪富土地股份合作社。10戶農民按各自土地確定股權，將全部土地折算股份，委托合作社統一經營管理。
武漢市新洲區孫崗村是一個離市區近兩個小時車程的典型農村。倉陽崗本是村里一片山地，由于常年無人耕種，成為一個小荒山。55歲的村民柳仕堂花了三個月時間，在這里開墾出150畝地，種上了梨樹。
隨著梨子豐收，柳仕堂的日子越來越好過了，他還請來五六名鄉親在梨園做長工，負責修枝剪葉、除草打藥，忙時還會聘請附近村莊的20多名農民做短時工。柳仕堂成為遠近聞名的種植大戶，武漢市科技局授予他為科技示范大戶。
在嘗到一點甜頭后，柳仕堂想著如何擴大生產，如何帶動全村鄉親一起干事業。他打起了倉陽崗周邊分屬10戶農民的503畝地的主意。
一方面，柳仕堂有科學的種植技術、充足的生產資金、完善的市場網絡和全套的農用機械，卻缺乏大顯身手的“舞臺”；另一方面，其他9戶農民既要在外打工，農忙時又要回家種田，心掛兩頭，難以兼顧。
于是，10位農民一拍即合，倉溪富土地股份合作社也應運而生了。合作社登記注冊成立后，10戶農民按各自土地確定股權，將503畝土地折算股份，委托合作社統一經營管理。
不過，實施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向“種植能手”、“種植大戶”集中卻仍步履維艱。
柳仕堂說，農戶不愿意流轉土地的主要原因，是怕徹底失去土地的經營權。畢竟“外出務工是出路，回家種田是退路”，土地最終還是保障農戶養家糊口的“底線”，也是農民的最后“家當”。
他開始一個個地去做其他幾位股東的思想工作。過年那幾天，每天晚上，吃完晚飯他就到幾位股東家里“拉家常”。鎮里農村經營管理站站長杜傳斌也跟著柳仕堂一起走家串戶，并向他們保證，土地承包經營權不變，手里的紅本本不換。按照“不改變土地性質、不改變土地用途、不損害農戶利益”的原則，實行股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方式，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
終于，幾位股東逐漸打消了把土地流轉與“失地”相混同的顧慮。
接下來的工作是組建合作社了。在組織設置上，倉溪富土地股份合作社設計了權責明晰、互為一體的結構體系。建立了股東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落實了股東的管理權、監督權、分配權、民主決策權。生產經營、收入分配和人事變動等重大事項，必須經股東代表大會批準和決定方能實施。理事會和監事會按照自身職權，分別開展具體執行和有效監督。
在股權設置上，只設土地股，將每畝土地比照市場平均流轉價值(約500元)折算成資金，按10年總數計入股金，按地量股、持股分紅。
在運作管理上，為了維護股東的合法權益，合作社制定了與組織構架體系配套的系列財務管理制度，對資金的運行、使用、結算和固定資產的購置、使用、處置都作了明確規定。
規范的運營體系基本建立成型了。保障了“有人管事”、“有錢辦事”、“按章做事”，從而使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為“農民辦、農民管、農民受益”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
合作社成立的第一年，就種植了優質黃花梨180畝，并全部套種無籽西瓜，輪作油菜、芝麻120畝，耕種優質中稻170畝，種植桂花樹33畝。
合作社采取以機械耕作為主的生產方式，常年固定用工6人，臨時用工230人次。一年來，合作社實現各項農產品銷售收入共計110萬元，純收入75萬元，預提留下年費用后，給每畝入股土地分紅1192元。入股農民的畝平收入增加900多元，是入股前的4倍多。
同時，注重提高科技含量。常年固定2名“懂技術、會管理”的“田把式”，運用抽槽種樹、西瓜滴灌、分作物施肥等科學種田新技術，大幅度提高農作物的產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