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想想，我也去搞搞房地產、搞搞資本市場的投資算了。”搞實業的張先生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我周圍的朋友好多都已經不做買賣了，不少人都是拿著前幾年掙到的第一桶金，不是投資房地產，就是去資本市場搞投資，雖說都有風險，但收益也是很可觀的。像我這樣做買賣，一年到頭拼死拼活忙生意、跑貸款，掙個100萬，但周圍那些搞房地產、金融投資的兄弟隨隨便便就能掙個五六倍于我的收益。現在做生意挺難的，在一些傳統行業的市場中，我們很難與那些大公司競爭；想要新開項目，在金融政策方面又處處碰壁，我們這種小買賣在找資金上還很受限制。”
像張先生這樣的人不在少數，像他朋友那樣離開實體經濟搞投資的也不在少數。今年以來，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實體經濟空心化等一系列問題日漸顯現。于是，一場自下而上帶有“倒逼”性質的改革陸續出現，尤其是在金融領域，上半年相繼出臺了溫州金融改革以及資本市場的多項改革舉措。然而這還遠遠不夠。在經濟由外需驅動轉向內需驅動，由投資驅動轉向消費投資雙驅動的過程中，只推進金融改革并不能滿足轉型的需求，更多領域、更多環節的改革亟待推進。
承壓 金融體制掣肘實體經濟
“不改善金融結構，中國經濟將沒有出路。”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在剛剛結束的陸家嘴金融論壇上表示。
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前行，服務于實體經濟的金融體制改革也在漸進推進。然而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不僅給依靠出口拉動的經濟結構帶來了沖擊，也將配套金融體制的缺陷暴露無遺，金融體制改革在現階段對于實體經濟的掣肘愈發明顯。從銀行風險到地方債務問題，從中小企業貸款難到日益凸顯的民間高利貸問題，這些問題所導致的是，資產的逐漸泡沫化和實體經濟的日益空心化。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此前提供的一組統計數據也反映出實體經濟要素投入下降這一嚴峻的形勢。據他介紹，工業用電占社會用電總量的70%左右，2012年1月至5月，工業用電量的增長速度較去年同期回落7.9個百分點，其中僅冶金、建材兩個行業就帶動全社會用電增速回落約3.5個百分點。而另一方面，企業融資難開始轉向銀行的放貸難，企業再投資的意愿下降，特別是投資實業的意愿不強。
“社會對金融資源分配的嚴重不公是民營經濟遇到最大問題。”上海社會科學院金融與資本市場研究室副主任黃復興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企業經營缺乏金融支持，很難有好的發展，但是高度集中于五大銀行的金融資源，對民營企業存在嚴重的偏見和歧視。即使有些商業銀行依據實際把握的情況，愿意把資金貸給民營企業，也仍要受到監管部門設定的條件制約。民營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很難在銀行獲得貸款。目前的金融體制已嚴重影響到我們的資本配置，資源配置，貨幣的正常流動等各個方面。”
而實體經濟在找尋新的出路過程中，亦開始“倒逼”金融體制的改革。針對現階段實體經濟增速放緩的通道中，金融體制的落后顯現出的“矛盾”，今年上半年以來，國家陸續密集出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從溫州金融綜合改革，到新增QFII、RQFII投資額度，再到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浮動幅度擴大至1%，銀行存款利率上限放寬至1.1倍……
釋放 沖破金融壟斷
在實體經濟的推進過程中，金融資源的分配不均等問題日益凸顯，而沖破這樣的壟斷格局亦是迫在眉睫。
作為助推經濟增長重要的動力，民營經濟需要也正在努力沖破束縛其發展的各種壟斷利益格局，而中央政府已在政策和執行層面也邁出了切實步伐，溫州金融改革撕開了一道縫隙。
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4月，來自浙江省金融工作會議的消息稱，浙江省已通過溫州金融改革試驗區方案實施細則，將于近日公布。浙江還將出臺《關于加快金融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全力打造中小企業金融服務中心和民間財富管理中心。
“有人說溫州進行一個綜合改革等于說放開了一個窗口，可以讓溫州市地方政府根據資金融通情況有可能推動中國利率的市場化，我想可能溫州也在做這個事情。”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研究員朱小川表示。事實上，深圳在4月也通過了《關于加強改善金融服務，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并明確提出要將地方經濟發展與金融支持結合起來。
改革還在繼續。繼浙江溫州金融改革試點之后，廣東珠三角地區金融改革步伐也即將邁出。據悉，《珠三角金融改革創新綜合試驗區總體方案》已于日前獲批，這是繼溫州獲批后的第二個金改試驗區方案。
利率市場化的信號也在近期進一步釋放，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央行便兩次降息。“加快利率市場化，這是最有效的金融資源分配，使金融資源在陽光下進行運作，減少民間金融市場的混亂，降低金融的權利尋租和道德風險。”黃復興告訴記者。
在資本市場上，證監會在5月發布了關于落實《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工作要點的通知表示，將采取八大措施進一步支持民營企業融資和發展，并積極鼓勵民間資本參股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為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此外，人民幣跨境雙向貸款也有所突破。6月30日，深圳市金融發展服務辦公室主任肖亞非表示，目前正就人民幣跨境雙向貸款的額度、中央對地方管理權限的下放等領域，與中央相關部門進行商討和考量。
深化 制度“共振”助推結構轉型
經濟形勢“倒逼”下的金融體制改革已然拉開帷幕，然而要真正實現整體經濟結構轉型，金融制度的改革僅僅是邁出的一小步，改革需要更多的制度“共振”。
“在我看來，我們國家現在需要的不僅是金融改革，財稅體制、資源價格等一系列的領域都需要跟著一起改。我們民營經濟的也知道要經濟轉型，也想加快轉型獲取更多的收益，但是從某個方面來講，也非常需要制度的革新與政策的引導和支持。”張先生向記者感慨道。
今年以來，除了金融制度層面的改革非常活躍，其他領域一系列政策措施也有不同程度的推進。半年來，能源資源價格改革得到進一步推進，原油、天然氣資源稅改革已開始在新疆地區先行，實行從價計征，稅率為5%，市場預期未來在全國范圍內將逐步推進電力、天然氣、成品油、水等資源的價格改革；階梯電價也于本月在全國范圍內開始推行。
“在2012年政改難有大的起色的情況下，‘倒逼’性質的改革仍將是2012年中國改革的主旋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會長陳劍近日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強調。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認為，當前深化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是加快經濟轉型的關鍵環節。現階段需要健全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促進財政體制更加公開透明。還要放寬金融業市場準入，鼓勵發展民間中小型金融機構，引導民間金融健康發展，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
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和要素市場改革也是當前經濟轉型中迫切需要變革的。王一鳴指出，要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資源環境產權交易制度，形成引導和激勵市場主體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機制。
“當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已成必然趨勢，如何降低轉型成本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慮的現實問題。”摩根士丹利華鑫基金表示，“回顧前期出臺的一系列政策可以看出兩條主線，一是通過抑制總需求達到擠壓資產價格泡沫，調控生活及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預期，降低國家在傳統能源及礦產資源方面的進口成本付出，并最終改變中國經濟對原有高能耗增長方式的路徑依賴；再者，依靠結構性財政政策推進經濟結構轉型。總體來說，經濟增速的一定程度回落并不可怕，政策推進經濟結構轉型的有效性才是關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