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每一次重大經濟轉型時代的來臨，都是由新型能源系統與新型通信技術緊密結合引領。
　　●新能源是變革的核心，開發可再生能源成為新世紀人類的能源轉型行動，引發新一輪工業革命。
　　●能源民主化將是建立一個嶄新能源秩序的契機，從而改變世界經濟格局，向扁平化的方向發展。
　　●以新能源為抓手，各國紛紛創新技術、出臺政策、投入資金，力爭搶占第三次工業革命先機。
　　●未來新能源發展，需要政府以公共投資形式積極參與其中，通過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形成合力。
　　

王仲穎：男，現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副所長、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心主任。長期從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產業政策研究，研究領域涉及國家暨區域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戰略和規劃，可再生能源立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定價機制、技術商業化推廣的產業可持續發展配套政策等領域。此外還受國家能源主管部門委托、具體負責多個可再生能源國際合作項目。 　　主要論著有：《2007/2008/2009中國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解讀》、《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年鑒2003——2008中國和世界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綜述》、《可再生能源規模化發展配套政策》、《中國2050風電技術路線圖》等。

　　“人人開發能源、人人控制能源、人人享有能源、人人獲益能源，人人成為能源的主人……數以萬計的人們將在自己家里、辦公室里、工廠里生產出自己的綠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聯網上與大家分享，這就好像現在我們在網上發布、分享信息一樣。”
　　在國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王仲穎看來，美國趨勢學家里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所描繪的這一宏偉藍圖將在未來通過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得以實現。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王仲穎表示新能源革命將引發第三次工業革命，可再生能源的大力開發能夠實現“能源民主化”，形成水平分布和網絡擴散式的合作性能源開發與使用架構，從而改變整個世界經濟格局，而實現這一切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機制推動。

　　第三次工業革命核心是新能源

　　能源是經濟發展的血液，為將自然的饋贈轉化為商品和服務這一過程提供養料，歷史上新型能源系統與新型通信技術的結合，都預示著重大的經濟轉型時代的來臨。王仲穎認為，就像蒸汽機的發明和應用之于第一次工業革命，電力的使用之于第二次工業革命一樣，如今新能源和互聯網的結合將引發新一輪(第三次)工業革命，而其中新能源是核心。
　　他介紹說，第一次工業革命是以煤炭為蒸汽動力的機器革命，而此后燃油內燃機和電信技術的結合引發了以電器為標志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但是，依靠化石能源支撐的前兩次工業革命發展至今，造成了世界范圍內的能源資源枯竭和生態環境惡化，使世界經濟失去了前進的動力。更重要的是，今后世界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工業革命和現代化的實現，如果繼續步發達國家依賴化石能源的后塵、重蹈其覆轍，將使人類的經濟社會前途和精神文明面臨絕境。
　　在這種情況下，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成為一種新的選擇。相較于傳統的化石能源，所有可再生能源資源都源自于太陽，分布廣、總量多、清潔，可以讓人們得以生存在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世界里。尤其是近些年，受新技術突破、規模經濟等因素的影響，可再生能源的價格持續下降，使得其在與傳統能源的競爭中更具優勢。王仲穎認為，預計2015年大型光伏電站上網電價可降到1元以下，2020年陸地風電成本將與煤電價格持平或更低。
　　“大力開發可再生能源成為新世紀人類的能源轉型行動，將引發新一輪的工業革命。可以說，第三次革命是建立在新能源和互聯網相結合的基礎上，其中新能源是核心。這里的互聯網并不是簡單的信息網絡，而是指能源互聯網。這從第三次工業革命理論最具代表人物里夫金關于五大支柱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到。”王仲穎解釋說。
　　美國趨勢學家里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一書中提到，支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支柱包括以下五個：第一是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使其成為世界能源供應的主力能源；第二是將世界上每一棟建筑轉化為微型發電廠，實現能源的自產自銷；第三是發展和應用氫能等存儲技術，使每棟建筑成為剩余能源的儲備設施；第四是利用網絡技術，建立其五大洲的全球電網，也就是能源互聯網，使所有的微型發電廠通過網絡買賣和共享剩余能源；第五是普及電動燃料電池汽車，使其通過全球電網充電或者出售剩余的電量。
　　在王仲穎看來，這五大支柱缺一不可，從開源和銷售兩個層面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閉合體系。“里夫金所描述的這五大支柱每棟建筑都是發電廠、每棟建筑都是儲能電源，人們可以把自己剩余的能源賣給其他人，現在聽起來雖然有點夸張，但技術進步如此之快，未來這一切是有可能實現的。而且未來的能源互聯網不見得就是這種物理連接的網絡，比如目前中國、日本等國家的研究機構正在研究的無線式充電技術已取得階段性進展，未來能源的共享也可能通過這種方式實現。”

　　能源民主化將改變世界經濟格局

　　每次新能源系統的出現都會極大地改變全球的生產和生活，催生出新的經濟模式和社會關系，而即將到來的以新能源為核心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也不例外，可再生能源大力發展所帶來的能源民主化，將形成水平分布和網絡擴散式的合作性能源開發與使用架構，從而改變世界經濟格局，使其向扁平化方向發展。
　　王仲穎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指出，石油、煤炭、天然氣等化石能源可以說是“精英能源”，它們只在特定的地域出現，需要政府動用大量的武裝力量來占領礦源，還需要持續的地緣政治運作來確保安全。縱觀歷史和世界，什么是石油？石油就意味著戰爭！從馬島之戰一直到中東的亂局，其本質都是搶奪石油。此外，這些能源需要大量的資本和高度集中的控制體系對其進行開采、加工與運輸。這種高度集中的能源基礎結構，反過來成為其它經濟產業的樣板，最終給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塑造了自上而下的結構。
　　但第三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能源民主化正逐漸打破這一格局。與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分布于世界各地，而且是“不能移動”的本地資源，即使你再強大，也不可能把中東的“風”和“陽光”運到大洋彼岸去發電，要想開發這種資源，就必須到當地去開發。而“在這一過程中，帶動的是整個產業鏈和國民經濟的發展。以中國為例，在發展新能源的過程中，是從產業建設、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創新等角度來進行考慮。”王仲穎說。
　　他認為，可再生能源的開發，需要現代化的技術、新的產業支撐體系，它可以帶動本國的經濟走向可持續，而且每棟建筑都是一個微型發電廠，每棟建筑都是一個儲能，這實際上就是“能源民主化”的一個基礎。人人開發能源、人人控制能源、人人享有能源、人人獲益能源，人人成為能源的主人，這將是在當今全球能源治理的框架下，建立一個嶄新能源秩序的契機。新的能源秩序的產生將減少對能源生產和分配的控制，形成水平分布和網絡擴散式的合作性能源開發與使用架構，從而改變當今的世界經濟格局，使其向扁平化的方向發展。
　　王仲穎舉例說，丹麥發展風電，老百姓也能入股，西班牙發展風電，整個村莊都可以集體參股。而且還有國與國之間合作，丹麥風電的成功離不開北歐電網四國之間的通力合作。所以說，發展可再生能源可以加強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形成人與人之間的分享，它可以使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建立起一種以“能源和諧”為標志的新型的經濟社會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次工業革命與發展中國家更為密切相關。王仲穎認為，作為改善世界上貧困人們生活的起點，能源的民主化和電力的全覆蓋必不可少。而當今世界能源秩序和經濟格局的改變，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機遇，它們可以借此發展自己的能源產業，并隨之帶動相關其它經濟產業的發展，從而使窮國走向富裕。

　　各國搶占第三次工業革命先機

　　“最近幾年，許多國家政府紛紛著手進行規劃，把新能源作為未來發展的重點，搶占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先機，尤其是德國等歐洲國家。”王仲穎表示。
　　據了解，美國已明確提出要以新能源革命發動一場新的經濟、技術、環境和社會的總體革命。2009年2月17日，奧巴馬簽署《2009年美國復興與再投資法案》，被稱為奧巴馬“能源新政”。計劃通過設計、制造和推廣新的切實可行的“綠色能源”來恢復美國的工業，以培育一個超過二三十萬億美元價值的新能源大產業。根據美國能源部下屬的國家可再生能源實驗最新發布的研究報告，到2050年為止，可再生能源將提供該國所需電力的80%，而50%的能源可能來自風能和太陽能。
　　王仲穎指出，美國的搶占先機主要是體現在技術創新方面，奧巴馬就明確提出要將新能源技術牢牢掌控在美國手中，計劃在2015年前，將太陽能發電的成本減低一半，使其可以與目前來自電網的零售電價相比；到2012年，將美國可再生能源產能和可再生制造能力提高一倍。
　　而歐盟在新能源方面的政策指向更為寬泛，政府投入大量資金謀求在2020年實現向清潔能源的轉型。歐盟在經濟復蘇計劃中，強調“綠化”的創新和投資，加速向低碳經濟轉型。歐盟委員會已制定了一項發展“環保型經濟”的中期規劃，主要內容是歐盟將籌措總金額為1050億歐元的款項，在2009-2013年的5年時間中，全力打造具有國際水平和全球競爭力的“綠色產業”，計劃將130億歐元用于“綠色能源”，280億歐元用于改善水質和提高對廢棄物的處理和管理水平，另外640億歐元將用于幫助歐盟成員國推動其他環保產業發展、鼓勵相關新產品開發、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并落實各項相關的環保法律和法規。
　　“德國和丹麥最為典型，新能源發展也最為迅速。德國總面積35萬平方公里，相當于兩個山東省那么大，人口和山東差不多，在8000萬左右，其風電裝機將近3000萬千瓦，太陽能光伏發電裝機為2740萬，風電和光伏發電已占到全部發電裝機的32%。而整個中國的風電并網裝機不到5000萬千瓦(2011)，太陽能光伏發電裝機更少，不足300萬千瓦，而我們的全部裝機容量已接近11億千瓦。”王仲穎感慨道。
　　與此同時，韓國和日本也持續加強低碳產業發展。據了解，2008年日本出臺了《低碳社會行動計劃》，提出大力發展高科技，重點發展太陽能和核能等低碳能源，并且為產業科研提供財政關稅等政策扶持以及資金補助。韓國制定和公布了《綠色增長國家戰略及五年計劃》、《新增長動力規劃及發展戰略》和《綠色能源技術開發戰略路線圖》。
　　2010年10月18日，我國發布了《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計劃用20年時間，使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術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整體創新能力和產業發展水平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今年，國家發改委還出臺了我國近三年實施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高技術產業化專項，將由國家提供配套資金，扶助五個領域內的優勢項目。

　　中國新能源發展受累體制

　　“現在阻礙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最大障礙不是成本問題，而是體制問題。可再生能源并網難與電力系統運行模式有著極大的關系。”王仲穎認為。
　　他指出，在美國、歐盟等國家，電網一般都是充當“高速公路”的角色，只收取過網費，其電力系統運作的核心是“獨立電力系統運營商”或“輸電系統運營商”，相當于我們的電網調度中心。它們都是非贏利性機構，更能從國家利益和民眾的利益出發，為所有有用電權力的用戶提供無歧視、無障礙性供電服務。
　　而我國的電力體制情況則相對復雜一些。首先，我國電網輸配沒有分開，輸配成本不透明。電力體制改革按原先設想的要形成競爭的電力市場，實際上并沒有競爭起來，輸配電也沒有分開，電力調度是電力系統的核心，從電力的普遍服務特性和最優調配電力資源的原則來看，調度應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目前調度依附于電力公司和電網公司，全國又是三家各自壟斷的電網公司，這就造成了風資源豐富的內蒙古風電無法送到電力負荷高的京津唐地區。
　　其次，我國電網公司是國有大型集團，有國資委對其進行利益考核。這就決定了其在分布式能源上網時沒有太大的積極性。“假如用戶在屋頂安裝了分布式的太陽能發電系統，白天去上班了，沒有電力負荷，就可以上傳到電網上，晚上回來時再從電網上購電，電網起到一個暫時的容器儲存的作用。但是因為電網有利益考核，且輸配成本不透明，如果用戶將剩余的電量供給電網的話，等于按照終端用戶電價4毛9進行結算(北京)，收購價與銷售價相同，這就意味著電網從中一分錢都沒有賺到，所以其自然就沒有積極性。”王仲穎解釋說。
　　2011年5月9日，IPCC在阿布扎比發布了《可再生能源特別報告》，根據該報告的研究結論，一個國家或區域的電網接納20%以內的風電(按電量計)，幾乎不需做額外的調整，或造成不可承受的經濟負擔。按2011年的全國發電量計算，如果20%來自風電，風電運行按年2000小時，那么現有電網容納能力可以接納5億千瓦的風電裝機，可我們目前風電累計并網裝機不到5000萬千瓦。
　　而且輸電網絡的建設也是一個大的瓶頸，不同區域電網之間的連接還是一種弱鏈接，并沒有達到真正的一個互通有無。所以，省與省之間的輸電連接、區域與區域之間的輸電連接，省與省之間的幫助，是避免風電、煤電“打架”、保障電力輸送暢通的有力措施，也是未來電力系統調度模式變革的方向。
　　此外，王仲穎介紹說，西方發達國家有一個“綠色電力”體制行動。內容是有一部分老百姓、用戶愿意付更多錢，來使用非常規電力，不同的地方是，在他們家門口有一個綠色環保的標志。但我國在這方面做的顯然還不夠，綠色能源、能源民主化的意識還未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心里，也沒有相關的機制去促使老百姓參與其中。

　　亟待自上而下政策支持

　　王仲穎認為，未來新能源的發展，需要政府以公共投資的形式積極地參與其中，通過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來形成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間的一種開放、透明的合作關系。
　　從國際經驗來看，政府的激勵政策在新能源發展過程中舉足輕重。這些政策措施包括激勵性政策，如各種形式的補貼、價格優惠、稅收減免、貼息或低息貸款等，也包括懲罰性經濟對策，如排污收費制、能源稅等。而發達國家也逐漸認識到這一點，政府在新能源發展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
　　雖然中國政府高層對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很重視，但是在具體的規劃和目標制定上還不是很明晰。在王仲穎看來，中國可再生能源政策制定已經進入了“深水區”。十幾年前，可再生能源一張白紙，只要有一個想法，沒有那么多關聯，可以很容易決策發展幾千萬千瓦，但現在不一樣了，要考慮到方方面面的問題。任何一項政策的出臺與科學決策是分不開的，這些支撐決策的計算、分析、平衡需要模型和系統分析工具，需要做大量的前期研究工作，這些研究只會越來越復雜，是拍腦袋拍不出來的。
　　與此同時，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的落實也需要配套的機制來保障。“盡管我剛才說風力發電我們資源潛力有26億千瓦(陸地)，但是把它分解為一個一個項目，到底在周圍哪一個具體的地點、哪一個地方更適合建立多大規模的電廠，這些資源詳查工作還要做，同時這個信息如果向社會公布后，對投資者還有一個方向性的作用，我應該去哪里開發可再生能源。我們建立一個穩定的市場信號發布機制，才可以吸引投資者，來投資可再生能源的項目，并不僅僅解決利用問題，我們設法解決成本問題，較高的成本，那么從有利于全社會利益最大化角度考慮，給你一個非常優惠的電價輸送到網上，這樣你就會有積極性。同樣可再生能源如何進行投入，政府要做一個指導性工作。”王仲穎稱。
　　因此，他認為，體制改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如果等到體制改成功了再搞可再生能源，那一切都晚了，所以國家支持新能源發展，就是在現有體制下或體制改革的同步中，創新機制打破利益格局，重新調整利益相關方，重新平衡發電方、輸電方、地方政府和用電方的利益，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來搞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配額制正體現了這樣的一個理念。施行配額制就是在地方政府愿意接納可再生能源，發電商也愿意去開發可再生能源項目的情況下，國家對發電企業、電網企業、地方政府三大主體提出約束性的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要求，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創新一些政策機制來平衡各方利益集團。這個過程肯定有人利益受損，有人因此得益，但國家整體利益最大化是最重要的。配額制的實施還將與國家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和調整能源消費結構的宏觀目標相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