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水河谷開發、生產和銷售鐵礦石、球團、鎳、銅、鋁礬土、氧化鋁、鋁、鉀鹽、高嶺土、錳、鐵合金、鈷、鉑族金屬以及其他貴金屬，曾是巴西知名大型國有企業。1997年巴西啟動了淡水河谷的私有化進程。圖為淡水河谷公司機器開采礦石。

    巴西最近很忙：2012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在這里召開；2014年和2016還將先后主辦世界杯和奧運會兩大最具國際影響的體育賽事……巴西能獲得這些重大活動的主辦權，得益于該國經濟的快速增長——2011年巴西取代英國成為全球第六大經濟體。
　　20多年前，巴西通貨膨脹率曾接近2500%，迫使巴西連續幾屆政府都把反通脹作為首要任務。1993年底，面對通脹一籌莫展的佛朗哥總統選擇才出任外交部長不久的社會學家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擔任財政部長。卡多佐大刀闊斧實行“雷亞爾計劃”，把巴西從惡性通貨膨脹泥潭中拉了出來，為日后的經濟改革與發展奠定基礎。1995年，卡多佐以絕對優勢贏得大選，當選巴西總統。1995年至2003年擔任總統期內，卡多佐一方面推動國有企業民營化，積極引進外資，另一方面著手進行多項重要社會改革，為巴西成為金磚國家打下堅實基礎。近日，卡多佐總統受巴西最大銀行集團億達富邀請來到中國，《經濟參考報》記者有機會近距離接觸這位創造巴西經濟奇跡的改革者。

　　“雷亞爾計劃”遏制通脹立功

　　《經濟參考報》：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曾經說過，沒有卡多佐，就沒有今天的巴西奇跡。這說明您對巴西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卓越貢獻。您擔任巴西總統期間，在國內進行了多項改革，啟動巴西邁向經濟強國的步伐，為巴西成為金磚國家之一打下堅實的基礎。其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您領導下開展的“雷亞爾計劃”，遏制了巴西國內嚴重的通貨膨脹。請您談談“雷亞爾計劃”是在什么情況下出臺的，都有哪些內容，對今天巴西經濟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

　　卡多佐：20世紀90年代初，巴西的惡性通脹像滾雪球一樣急速膨脹。1990年開始連續三年以月率80%的速度飆升。80年代末，政府在五年間引入三種新幣，全部失敗。1992年，佛朗哥總統在半年之內換掉三個財政部長，仍然無法有效遏制嚴重的通貨膨脹，最后只好把我挪到財政部。我本是個勉強就任的財政部長，不是經濟學家，所以在思考如何解決問題時，我決定從大局著手。當時，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其實很簡單：政府花的比賺的多。當預算年年出現巨大赤字，政府勢必要通過印更多的鈔票來彌補差額。然而，隨便一個小學生都知道，你不能只是無限量地印現金，卻沒有什么實質的東西來支撐，否則錢就會貶值。顯而易見的解決辦法是，政府停止花這么多錢。事實上，國際貨幣基金和外國債權人一直告訴我們要這么做。然而，這個處方有個缺點：它沒有考慮巴西問題的規模有多大。1993年，巴西通貨膨脹率達到2489%的峰值，接近2500%，這意味著極大的預算赤字。這么龐大的數字根本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徹底解決。即使國會愿意忍受巨額支出刪減，也不可能在砍掉1/4的預算后，隔天還能讓政府不停擺，況且國會的反對立場一向最堅決。所以，雖然我們知道重大的支出刪減是必要的，也不能只憑支出刪減來解決通膨問題。1993年，我們花了數不清的夜晚專心研讀經濟學課本、隨手在黑板上寫下方程式來討論，直到凌晨四點。我召集了一支強大的經濟學者隊伍，請他們將事情簡化。我不斷告訴他們：“我是那個必須上電視推銷這項計劃的可憐蟲，所以如果我不懂你們在說什么，那么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問題。”
　　就在我們針對所有不同的想法進行辯論的同時，物價繼續以令人眩暈的速度飆漲；時間正一分一秒地消逝。終于，在1993年12月，我們一起深吸一口氣，宣布了一項行動方案。
　　雷亞爾計劃有三個主要環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會有一種新貨幣，雷亞爾(real)。這個名字在葡萄牙語中有幾種意義，這些意義全都合宜地反映出我們這個計劃的意圖。其中有一個意義是“皇家”，讓這個名稱有著一種亙久不變的歷史氣息。它也意指“真實”，意味著這個貨幣確實有真實的價值，并獲得眾人接受。但除了有個漂亮的名字外，這個新貨幣也有堅實的基礎支撐。中央銀行將會采取行動，讓雷亞爾維持與美元在一定范圍內的穩定變動，其作法是以類似貨幣交易所的制度來買賣巴西的外幣存底。打從一開始我們就知道，雷亞爾必須是一種異常強大的貨幣，以取得巴西人民的信賴。實際上，雷亞爾最后的交易價格甚至比美元還高，然后隨著時間過去而慢慢貶值。
　　第二，將會有一波巨幅的預算刪減，而這將透過一套我們稱之為“社會緊急基金”的機制來執行。回頭來看，我覺得這個名稱有點怪：這和“社會”一點關系都沒有，更不是一種“基金”。我想，為了說服國會支持這個想法，一點點命名創意是有必要的。透過這項基金，國會實質讓出將近一百五十億美元指定用途的政府支出控制權，如今改由財政部斟酌決定。這意味著，我現在可以直接控制整個政府預算中大約1/5的資金。換個方式說：我可以隨我高興砍掉支出，借此處理通膨最根本的原因。
　　雷亞爾計劃最后一個層面，需要用到一種有點復雜的手法。就其最簡單的層次而言，我們需要一套機制，讓我們從3000%的通膨緩慢地減速到3%；這不可能一蹴可及。在民眾信任新貨幣之前，必須讓他們看到物價慢慢地穩定下來。所以，在雷亞爾實際發行前，我們會要求商店列出兩種品項的價格：舊幣價格以及即將發行的新幣價格。在雷亞爾開始流通前，民眾有將近六個月的時間可以看到它的幣值。這也有助于治療指數化的毛病——我們會用這個新的單位取代所有通膨性契約，然后非常漸進地減緩物價上漲的步調。重點很簡單：等到雷亞爾出現在巴西街頭的賬單和錢幣上，人們早已熟悉其穩定的幣值。
　　到1994年三月，我們正進行雷亞爾計劃的最初幾個步驟。那年年中，雷亞爾貨幣如期發行。繼三月和四月45%的月通膨率之后，七月的通膨降到只有2%，那是雷亞爾發行的月份。錢不再貶值，巴西平均工資的購買力在那一年結束前增加了驚人的三成。一如預期，窮人獲益最多。突然間，他們能夠擁有以前力有未逮的用品，像雞肉或優格之類的基本用品。同時，中產階級熱衷于現金一次付清的大采購，搶購冰箱、電視和房地產。巴西通膨文化的印記——超市大排長龍、大把一文不值的鈔票——幾乎在一夜之間消失。
　　同時，數十年來第一個讓人信賴的貨幣成了我的后盾。我承諾要推行現代化的政策目標，把雷亞爾的穩定特質引入我國經濟的每一個環節。日后，我在總統任期內所做的每件事，都直接源自于在競選期間提出的綱領。我承諾會致力打造出一個融入世界經濟且政局穩定的巴西。

　　《經濟參考報》：有媒體報道，“雷亞爾計劃”能夠成功實施與1994年巴西隊贏得美國世界杯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卡多佐：情況確實是這樣的。足球對于巴西人有著特殊的含義。你知道，雖然身處足球王國，但我并不是一個真正的球迷。1994年，對所有巴西人來說都是非常值得紀念的一年。巴西足球在20年沉寂之后再次復蘇，在我們球隊點球戰勝意大利，贏得大力神杯的那一刻，足球的勝利讓巴西人民似乎看到了自己仍然可以成就偉大的決心。當時巴西國內媒體評論說，“人們預言，這種勝利可以一直貫穿到巴西生活的各個角落，包括經濟。”“雷亞爾計劃”在升騰的國民信心中推出，從通脹中拯救巴西。
　　你知道世界杯的時候，巴西人離心臟病發作只有毫厘之差。要是輸球，天知道會發生什么事情，幸虧我們最終贏得了比賽。

　　公司要發展必經陣痛

　　《經濟參考報》：最近一段時間拉美地區發生了兩件引人關注的事情。5月1日，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突然宣布對西班牙電網集團所屬的玻利維亞國家電網公司實行國有化政策。5月4日，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簽署法令，宣布對西班牙雷普索爾公司控股的阿根廷石油企業YPF公司實施國有化。這兩起南美國家外資控股能源企業遭遇強行國有化事件引起國際輿論極大關注，被看作是南美國家國有化一個新高潮。您擔任總統期間最讓人矚目的事件就是對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包括像淡水河谷和巴西電信公司這樣的大公司，請您談談這個決策過程和改革效果。

　　卡多佐：我們認為，穩定經濟的關鍵在于通過大力削減通脹，創造一種具有吸引力的商業環境，吸引跨國公司來巴西投資；與此同時，只有外資的大量流入才能為國內長期發展提供一個新的基礎。所以，　20世紀90年代初，我們開始將一些大國有企業私有化，其中也包括了能源和通信這兩個“不可觸動”的部門。
　　淡水河谷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礦石生產和出口公司，鐵礦石產量占到巴西全國總產量的80%。1997年我們啟動了淡水河谷的私有化進程，到2002年，私有化正式完成。對淡水河谷的改制曾引起巨大爭議，拍賣前后，許多城市發生大規模示威游行，甚至我的前任也加入了反對淡水河谷私有化的行列。首先，淡水河谷并非虧損國企，年均總收入達55億美元，多年來為巴西的稅收和就業作出了巨大貢獻。其次，淡水河谷股份拍賣是將國家主權和國家資源出賣給外國投資者；第三，拍賣價格遠遠低于淡水河谷的實際資產，據估計，最低拍賣價格和淡水河谷的實際資產相差達20.5億美元。但實踐證明，淡水河谷的改制取得了公正與效率有機結合的良好效果，目前淡水河谷已成為巴西參與全球競爭企業集團中的成功范例，成為巴西企業最具代表性的象征。
　　對私有化的爭議，在國家電信公司私有化進程中達到了頂峰。
　　1990年代的巴西電信公司已經證明了在滿足人們需求方面的無能，在一個網絡和全球業務普及的時代，巴西當時的人均電話擁有量僅為8.4/百人，不僅遠不及美國66/百人的普及率，也低于拉美的平均水平。把這種落后歸結于巴西的貧窮顯然是不合適的：在巴西發展最快的圣保羅區，安裝一部電話需要等候兩年時間。巴西電信之臃腫低效顯而易見。
　　當我們決定利用私有化的機會為巴西電信引入更多資金投入到設備更新和人員配置時，我要一遍遍向公眾解釋，這一選擇最有利于巴西電信，也最有利于大多數巴西人民的。然而，那些擔心失業的員工、工會領導、感到自己地位岌岌可危的其他國有公司雇員以及擔心國有資產流失的學者的批評甚至是法律訴訟紛至沓來。
　　1998年7月，當我們宣布出售國家持有的電信公司股份時，法院收到來自社會各個角落多達100多起反對私有化的訴訟。有人認為我是借私有化資金充實自己的口袋以迎接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7月29日，當拍賣巴西電信的錘音在里約股票交易所剛剛落下，幾百米開外的街道上隨即發生了大規模的抗議和對抗，上千人打著“拒絕外國資本”的旗幟參與其中。
　　全球因跨國公司而緊密聯系在一起，那些能夠很好地掌控這些跨國公司為自己所用的國家，會相應的繁榮起來。巴西的私有化成果毋庸置疑：淡水河谷公司和巴西電信公司的私有化，分別幫助國家轉移了公共債務，并帶來了189億美元的收益；1999年，淡水河谷即實現了約13億美元的贏利，是未私有化之前利潤額的四倍；巴西電信也在1998年當年進行重組，分三個地區分別進行私有化經營。
　　從封閉到開放，這是一個困難的歷程，在一個全球化環境下競爭，意味著付出的代價將比以往更大。如果我們能夠忍受短暫的痛苦，今后獲得的長期利益將是巨大的。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參考報》：今天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4000美元以上，進入中等發達國家階段，雖然這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世界上許多國家在進入這一階段后開始停滯不前，甚至陷入衰退，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各種矛盾集中爆發，走進“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在上世紀80年代也經歷了“失去的10年”，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已經逐漸走出這個階段，請您能根據自己的經驗，談談其他中等收入國家應該在哪些方面進行改革和變化，避免或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卡多佐：巴西能夠從“中等收入陷阱”中爬出來，主要因為我們致力于培育一個有穩定收入、體面工作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等收入群體。在過去20年里，我和我的繼任者們通過一系列具有延續性的教育、就業和以減貧為重心的經濟社會政策，讓越來越多的人慢慢變得富有。我的繼任者(盧拉)在八年間推行的多項旨在改善民生的經濟和社會保障政策，如“零饑餓計劃”和“家庭補助金計劃”等，讓不少窮人分享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果實。當然，我當總統時期，我們已經制定了一些貨幣政策、稅收政策和削減外債等支撐國民經濟發展和提升國家抗風險能力的宏觀經濟政策，我的繼任者在這些政策上延續了我的思路。
　　上世紀90年代，許多窮人家孩子第一次有了走進學堂的機會。到本世紀的頭10年，這些孩子離開學校步上就業崗位，成為巴西勞動者群體中的新生力量，也引領各自家庭走上致富之路。世界經濟在2008年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走在快速發展軌道上，巴西很好地利用了這個時間段發展自己，各項經濟和社保政策體現了政府的責任心，而且大多得到了切實貫徹。多種因素的結合，帶來了今天中等收入者的興盛局面。
　　中產收入者壯大的直接好處是，可以拉動國內消費。去年，巴西家庭消費總額達到2.34萬億雷亞爾，占當年GDP的61%。據預測，這個數字在2015年將超過2.82萬億雷亞爾，占GDP比重也將上升到63%，其中中產階級家庭消費額將達1.46萬億雷亞爾，超過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兩個階層消費的總和。
　　雖然社會在進步，但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為此，我們今后將大力完善教育資源、醫療資源，不遺余力地提高人民尤其是貧苦人群的生活水平。

　　中巴合作空間巨大

　　《經濟參考報》：中巴同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新興經濟體，同為金磚國家。在發達經濟體復蘇乏力，全球經濟發展前景黯淡的大背景下，雙方除在礦產和能源方面有密切合作之外，未來在其它領域合作的潛能和空間有多大？

　　卡多佐：中國和巴西有很多相似點，比如國家面積比較大，經濟增長快，出口較大，對全球的金融格局和自由貿易都有自主權等。不過，兩國也有很多不同點。在經濟貢獻上，內需市場對巴西的經濟貢獻較大，而中國是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較大。中國是巴西非常重要的貿易合作伙伴，除礦產和能源，中巴合作領域非常多，比如食品等。未來，我們希望中巴之間有更多資本、金融方面的合作。中國有很多盈余儲蓄，可以考慮向巴西輸入更多資本，并獲得更豐富的投資回報率。
　　當然，中國企業在巴西投資可能會遇到在其它國家遇到的同樣問題，主要源于兩個方面：一是中國太大，在當地的投資力度也較大，這將對當地企業產生競爭。不過巴西政府認為，巴西變得越來越成熟和強大，適當的市場開發和競爭對巴西的發展也有好處。另外，部分來當地投資的中國企業是國有企業，很多國家會認為這是政府投資，而不是企業投資，會產生一些擔心和摩擦，這就需要談判。
　　過去兩年，中國在巴西的投資高達400億美元，數額非常大，增長速度也很快。中國對巴西非常有吸引力，對中國投資我們沒有負面看法，希望開展廣泛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