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夏收季節，合肥市如往年一樣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禁燒戰役”：３３個一級管理網格、４５９個二級管理網格和６６６２個三級管理網格，各級網絡化管理體系實行２４小時駐守；統一著裝的民兵應急隊；大街小巷的禁燒宣傳條幅；無人機全天候監控，等等。
在全國面臨秸稈焚燒污染的困境之時，合肥市依靠死看硬守的工作方式，秸稈焚燒現象大幅減小，在2010年5月10日至2011年6月25日的重點禁燒期間，城區空氣質量僅一天出現輕微污染天氣，其余全部為優良天氣。但是，《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這種“只堵不疏”的禁燒工作已走入瓶頸期，秸稈回收利用面臨著多重困境，近日仍有出現雨前搶燒秸稈現象。那么，每年政府投入巨大的物力人力，又有諸多秸稈回收利用技術，為什么效果卻不佳呢？
專家表示，禁燒秸稈，禁只能解決眼前，從科學發展觀的角度來看，疏比禁效果更好，更長遠，更有利于農民、企業和生態環境。
無人機全天候監控 農戶“鋌而走險”搶燒秸稈
每到夏收季節，露天秸稈焚燒問題便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煙鎖城市”的情況不僅污染空氣，甚至影響到飛機飛行。合肥市也不例外，每年政府都會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秸稈禁燒工作，今年合肥市禁燒工作從5月15日起全面啟動，共33個鄉鎮被列為重點禁燒區域，重點禁燒區鄉鎮（街道）、村（居）、組三級網絡化管理體系實行24小時駐守，并且有4架高性能無人駕駛飛機全天候監控，通過拍攝地面情況，進行監測、反映實地狀況。
在這種死看硬守的禁燒環境之中，今年夏收以來，合肥市重點禁燒區域內沒有發現露天焚燒秸稈現象。但是，在非重點禁燒區域，秸稈焚燒現象卻不鮮見。
2012年5月24日，在肥東縣眾興鄉高速公路服務區，《經濟參考報》記者看見附近田地中有白煙升起，驅車走近一看，是有農民在焚燒秸稈，空氣中可以聞到煙火的味道，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附近曾多次出現秸稈焚燒現象。為此，《經濟參考報》記者撥打了肥東縣農委主任李定國的電話，他告訴記者，眾興鄉是非重點禁燒區域，農民沒有補貼可以拿，所以很氣憤，禁燒的溝通工作不好做。而且，工作人員多集中在重點禁燒區域。
據業內人士分析，死看硬守的禁燒方式非常消耗人力物力，因此合肥市每年的禁燒工作只能集中在城郊的重點禁燒區域。這種堵的方式雖然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秸稈焚燒問題，但卻也給農民帶來了秸稈處理的難題。
肥西縣嚴店鄉是33個重點禁燒區域之一，類似于“秸稈只要利用好，增加收入又環保”的宣傳條幅隨處可見，播放著禁燒規定及政策的宣傳車在鄉鎮道路上來回走動。李大姐是嚴店鄉合銅路邊天為超市的老板，她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現在政府抓得緊，都不敢燒了。聽說企業回收的事情了，可是我們都沒有見到。”據記者觀察，合銅公路兩邊的田地里，仍有很多秸稈擱置在地中，其中一部分是被粉碎了，記者又繞著周邊農戶走了一圈，看見多數農戶的門口都堆積著秸稈。
在肥西縣非重點禁燒區域的高劉鎮五星村，記者遇見正在地里收割油菜的孫東勝，他告訴記者，由于秸稈太難處理，今年他只種了4分地油菜。“現在秸稈禁燒，我們只能把秸稈放在田里漚著。”孫東升為此直犯愁，“就算撒上政府發的腐蝕劑，完全漚爛也要等上1個多月，到那時早過了水稻下秧的時間。”五星村村民王大姐告訴記者，“政府一天到晚就知道宣傳禁燒，不燒我們能怎么辦，總不能堆在田里影響插秧吧。今年我干脆不種了，我們這好多人家都不種，都出去打工了。”
秸稈回收：成本高利潤低 企業入不敷出
據了解，目前合肥市農作物秸稈處理主要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是企業回收，，用于做燃料發電、肥料、建筑板材等多種方法；第二種是在田地里進行秸稈粉碎，加上腐蝕劑做肥料；第三種方法，便是農民運回家，自行處理，但不能焚燒。
隨著社會的進步，不再用作柴禾的秸稈成了農民的難題。運回家要人力物力，可是在田地里粉碎做粉料，一方面到了插秧時期，秸稈不能完全腐化，影響秧苗成長，并易割傷人手；另一方面在犁地時要要求機手進行深耕，又是一項開支。所以，對于農民來講，企業回收利用目前成了最省事省錢的辦法。
但《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合肥市農作物的秸稈多，而進行回收的企業少。以肥西縣為例，肥西縣農委胡本鎖主任向我們介紹，肥西縣全縣約80萬畝農作物，重點禁燒區域21萬畝左右，今年只跟廬江凱迪綠色能源開發有限公司簽訂了4萬畝收購協議，其他便是一些小型收購企業在小量收購。也就意味著絕大部分農作物的秸稈只能粉碎還田，或者農民自行處理。
據廬江凱迪綠色能源開發有限公司（下文稱廬江凱迪）副總李煒解釋，今年原本打算和肥西簽訂10萬畝地的收購協議，但根據實地考察結果，合肥地處半丘陵地帶，田埂多且高，機械運作困難；有的地方交通不方便，道路狹窄，機械根本進不去田地。并且，撿拾打包機、摟草機等機器作業時，需要土地單塊面積大于20畝，才能正常運作。因此，最后企業只和肥西縣簽訂了4萬畝的收購協議。
目前多數企業在回收秸稈時，“從地頭到廠里”的收購成本過高是個大難題。收購成本主要由機器投入、人力成本和運輸成本幾方面組成。就凱迪公司來講，一組回收機器包括兩臺撿拾打包機、一臺摟草機、一臺撿包機，共花費160萬，今年共采購十組，共花費1600萬，可根本不夠用，但公司又沒有資金進行投入。而農作物秸稈體積大密度小，占地方，運輸成本高，加上農作物分散區域廣，成熟時間不同，又提高了運輸成本。另外，因為地勢復雜，很多時候機器無法進入田間，多數企業只能雇人進行打捆、搬運，人力成本逐年見漲。正是因為這三個因素，一些致力于回收秸稈的企業往往因入不敷出而停產。
2005年，一家叫做安徽康拜的企業來到合肥，注冊資本4500萬元，在經開區啟動了300畝康拜工業園項目專營秸稈回收，用于制作環保板材，然而，2009年康拜公司突然宣布停產。康拜公司的一合作方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情緒有些激動，說：“企業收購秸稈成本太大，遠遠高于常規木頭原料，沒有利潤可言，補貼又見不到。政府每年投入那么多錢，都去哪兒了？”
在康拜停產之后，合肥鵬遠住宅工業有限公司于2010年4月租賃了康拜工業園區，主要把收購的秸稈用于環保建材制造。公司總經理魯璐表示，公司的秸稈收購工作同樣寸步難行，收購成本高達500元每噸，高于竹絲等其他常規原料。因為秸稈不是一年四季有，一年只能拿到1000噸，而目前公司一條生產線一年按8小時運作，就需要1萬噸原料。
今年剛成立的安徽軍科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先科有著同樣的苦惱，他說，我們公司主要在豐樂鎮回收秸稈用于有機肥制造，但目前公司主要依靠人力打捆、搬運，回收成本太高，高于雞糞牛糞等其他原料成本，而且一天打包不到兩百畝，一季也才七千多畝，基本見不到利潤。
政府投入大效果小 昭顯背后利益博弈
在合肥市秸稈焚燒和綜合利用工作會議上，合肥市農委主任何杰介紹，合肥市財政每年安排1000萬元，縣區財政配套1750元，每個鄉鎮投入50－80萬元，用于秸稈焚燒和綜合利用，共建立33個一級管理網格、459個二級管理網格和6662個三級管理網格。
按規定，企業收購重點禁燒區油菜秸稈，獲得50元每噸的補助。重點禁燒區農戶的油菜秸稈離田、小麥秸稈機械粉碎旋耕還田可獲20元每畝的補助。各個縣會可根據財政情況適當提高，比如肥西縣嚴店鄉則將農民補助提升到40元每畝。合肥市禁燒辦強調因為經費緊張，補助只是針對重點禁燒區域。
但是，5月19日，合肥市農委主任何杰在暗訪重點禁燒區嚴店鄉時，東南村曉鐘村民組的當地農民卻反映，幾年來他們沒有拿到一分錢秸稈離田補助。
農民的補貼發放在程序執行上存在漏洞，那么企業補貼發放情況呢？
合肥鵬遠住宅工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魯璐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兩年來公司沒有拿到政府一分錢補助。軍生科技的董事長王先科說自己成立公司前，做了多年的小規模收購，也沒有收到過政府補助。當記者就此事向合肥市農委咨詢時，相關負責人表示，政府的收購補貼，只針對收購油菜秸稈的企業，并且是要在重點禁燒區域收購的企業，兩個要素缺一不可，所以沒有拿到補助的企業因為收購的是小麥秸稈。
采訪中記者發現，多數企業表示不知道該如何申請收購補貼。
為此，《經濟參考報》記者詢問了合肥市禁燒辦，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申報程序是：首先要田地所在鄉鎮提供證明，然后企業提供入庫清單或者銷售發票，還要向縣里申報，縣里核實后，報到市里，市里會再進行核查，最后由市縣共同承擔這部分費用。
一位企業負責人打趣說道，“我才不愿意去簽這個合同，關卡重重，到最后錢拿不到，過程中還要受他們（政府）硬性催促，何苦呢？不過我承認，很多企業答應了秸稈回收，可是發現利潤微薄甚至虧本后，就不再進行回收了。”
廬江凱迪副總李煒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市農委何杰主任給了他一個口頭承諾，15天內若是能收完4萬畝秸稈，便給企業10萬元獎勵，“聽起來很多，但目前秸稈回收成本近300元每噸，其他雜草只要兩百多，因此平攤下來，每噸回收成本只降低10元，還是大于其他常規原料的成本。當然，已經比沒有好了呢。”
業內人士跟《經濟參考報》記者算了這么一筆賬，“以肥西縣為例，縣財政今年投入600萬元左右，各鄉鎮總體1000萬元左右，加上市里補貼，肥西縣共計投入2000萬元左右資金。就算給21萬畝重點禁燒區的農作物全部以40元的高標準離田補貼，也就花費840萬元，更何況，很多區域的補貼費只有20元，而且還無法正常發放。民兵應急隊需要統一著裝，各個監管人還要發放勞務補助，政府的財政投入基本用在禁燒的人力物力之上了。”
他認為這是一場農民、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利益博弈，農民需要增收，不愿意耽擱插秧時間，企業需要利潤，不可能長時間入不敷出。但是，目前政府想要政績，所以禁大于疏，對農民與企業并沒有起到示范引導的作用。
農作物秸稈處理 路在何方
在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的道路上，各地政府提出過很多辦法，比如優化產業結構，少種油麥多種瓜果，從根源上減少秸稈的生成；或者提倡將秸稈編草繩，促進農民自主進行回收利用；或者改變種植方式，用播種子代替插秧苗，以不受秸稈粉碎還田的影響。
但專家認為，這些都不是解決秸稈處理的最終辦法。安徽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副院長馬友華教授說，由于安徽是農業大省，必須有一定的糧食生產量，因此，優化產業結構只適合在城市周邊的城郊處實行，以確保環境，但在遠郊等地區，仍要保證糧食的生產量；編草繩的處理方法，因需要大量的人力，而收入低，因此不具有普適性。而改變種植方式要依賴技術的進步，因為從目前來看，插秧的方式會比直接播種的方式帶來更多的產量，肥西縣嚴店鄉副鄉長王玉林根據實際經驗也認為目前只能以插秧方式為主。
馬友華教授曾參與了安徽省十二五期間秸稈利用規劃項目，他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多方專家的綜合研究之下，未來農作物秸稈的去向主要有四個方面：肥料化、材料化、能源化、基資化。肥料化是指將秸稈機械化粉碎還田，用作肥料；材料化、能源化、基資化是指通過企業回收，利用科技將其轉化成建筑板材、發電、或作食用菌等用途。但肥料化會對秧苗發育產生一定影響，因此通過企業回收進行材料化、能源化、基資化是未來秸稈處理的出路，“必須要企業回收形成產業化，可是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政府補貼的錢數有限；而且這有限的資金又無法惠及到大部分的企業。”
任何農作物秸稈的處理方法，都涉及到成本問題。比如，秸稈還田、生產飼料、用來發電等等看起來很美的循環利用方法。但如果產生的效益比付出的成本還低，企業根本運轉不下去。
那么這效益與成本的差額，應該由誰來承擔？
華中農業大學研究農機方向的王為教授向我們介紹，農業機械與普通機械不同，不同的地方因農田結構、農民種植習慣、土質情況的不同，農業機械都需要進行進一步的調整，比如，秸稈回收中需要使用的撿包機，究竟設計成能撿拾4個秸稈捆包還是8個，這都需要根據具體地方的農田結構進行設計。他認為，這些機器的設計、改進都需要大量的錢，沒有政府的扶持，企業從起步到正常運行是很困難的。
馬友華感嘆道，“比如電廠，利用農作物秸稈發電成本是遠高于火力發電的。在歐美國家，政府都會給相應補貼，確保這些綠色發電的廠子有利潤可收，才能正常運作下去。”他認為，政府擔心有企業套取資金是正常的，但不能因為監管不力就不扶持，“現在，每年政府投入幾千萬用在禁燒的監管上。為什么不從長遠利益出發，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把錢用在扶持回收企業之上，或者農業技術的研發之上呢？”
采訪過程中，秸稈回收企業紛紛表示，希望獲得政府政策上的引導和一定的經濟扶持，讓企業能逐漸走向產業化，慢慢把成本收回來。今年剛投入秸稈回收的李煒憧憬著未來，“如果獲得一定支持，我希望以后能采購固定打包機，在農戶家設點，油菜秸稈再回收的難題也能解決了。如果企業不虧本了，還能給農民一定補償，比如100元每噸，真正讓利于民，做到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