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日本《外交學者》網站發表宏觀經濟和地緣政治戰略家、前美國外交官布賴恩·克萊寧一篇題為《全球封建主義時代露頭》的文章指出：“如今，工業化國家正面臨著近百年來最大的經濟威脅：麻煩的中產階級正在失去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購買力。如果這種趨勢得不到扭轉，過不了多久，也許就在2012年，中產階級將會破產，一百年來的經濟現代化進程也將逐漸停止�！�
綜觀西方國家中產階級由擴大到萎縮的變化史，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一，實體經濟發展是中產階級(層)壯大的根基
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中產階級(層)壯大都集中在實體經濟快速發展時期。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后，所有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陷入危機和日益萎縮。日本白波瀨佐和子教授在《正在沒落的中產階級》一文中指出：“2008年雷曼公司破產引起(全球)金融危機，隨后又爆發歐債危機，宏觀經濟變數叢生，受此影響，發達國家近年來普遍出現日益明顯的‘中產階級危機’”。
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在主要發達國家，金融衍生產品層出不窮、惡性膨脹，虛擬經濟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中產階級喪失了繼續發展和壯大的根基。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全球外匯基金和金融衍生品全年交易額合計達到3259萬億美元，相當于2006年世界GDP的67倍�！暗�，財富主要集中少數富豪之手�！薄�
現代意義的虛擬經濟主要指與虛擬資本以金融市場為主要依托的循環運動有關的炒作活動，即“以錢生錢”。實體經濟是以提供具有實際價值的產品或服務為基礎的經濟活動，它與虛擬經濟的本質區別在于資本的循環活動是否創造了新的使用價值或價值。實體經濟不僅包括農業、工業、交通運輸業、建筑業、商貿物流業等提供實實在在物質產品生產和服務的經濟活動，而且也包括教育、文化、信息、藝術等精神產品生產和服務的相關活動。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國家要吸取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妥善處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堅持在發展實體經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為實體經濟服務的虛擬經濟，使二者相輔相成、協調發展。
二，避免形成“金字塔式”分配格局和社會
很多國家的深刻教訓警示，一旦形成少數人越來越富、中產階級日益萎縮和多數人越來越窮的“金字塔式”分配格局和社會，可能加劇這些國家的社會動蕩。
20世紀60年代，西方國家曾進行縮小收入差距的改革。1963年，45歲的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約翰遜繼任總統。1964年約翰遜以建立“偉大社會”為口號在美國總統競選中獲勝。約翰遜就任后宣布，繼續前任未完成的事業，“向貧窮宣戰”。特別是西歐國家，在實施累進稅向富人多征稅的同時，實施向貧困群體的福利政策傾斜。美歐國家收入和貧富差距受到抑制。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初撒切爾夫人和里根推行“劫貧濟富”政策后，西方國家收入和貧富差距急劇拉大，中產階級由擴大到萎縮。2011年12月15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表的一項報告顯示，經合組織34個成員國中，最富10%的群體平均收入是最窮10%群體平均收入的九倍，即使瑞典和挪威等北歐高福利國家，過去10年居民收入差距也拉大到六倍。
目前，很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國家的收入和貧富差距都在擴大。亞洲開發銀行2012年4月11日發表的《2012年亞洲發展前景》報告指出，亞洲發展中國家整體的基尼系數——衡量不平等的常規尺度——已由0.39升至0.46，貧富差距拉大可能威脅亞洲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穩定。印度著名作家、社會活動家阿倫德哈蒂·羅伊2012年1月28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題為《謹防讓印度的億萬富翁富裕的“噴涌理論”》的文章介紹，在印度12億人口中，最富有的100人如今擁有的資產相當于印度GDP的1/4。文章指出：“在推行改革的20年后——這20年里，印度經濟雖然實現了令人驚嘆的增長，但失業人口依然大量存在——營養不良的印度兒童數量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區都多，印度共分20個邦和八個直轄區，其中八個邦的貧困人口數量，超過了26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貧困人口之和�！敝袊鴮嵭懈母镩_放政策30多年來，GDP已從1979年的1482億美元增至2010年的58791億美元，年均實際增長9.8%，經濟規模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位，貧困人口大大減少。但是，2011年11月中國扶貧標準提高至2300元后，全國貧困人口增至1.28億人。浙江省將扶貧標準提高至4600元，這一標準大致相當于日均兩美元，與國際上的貧困線相吻合。按此標準計算，全國貧困人口還要增加一倍。
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國家，要采取有力分配和稅收政策以及其他措施，有效控制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從而避免形成“金字塔式”財富占有格局和社會。
三，構建“橄欖型”財富分配結構和社會
中產階級(層)集中各個方面的人才，是科學革命、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主力軍，是經濟持續發展的中堅力量和社會的“穩定器”。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外交》雜志2012年1-2月號發表題為《歷史的未來》的文章詳盡闡述了或許將成為2012年最大的一個問題，即美國乃至全球的中產階級的衰落。因此，構建以中產階級(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不僅關乎資本主義未來，而且關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現代化。
奧巴馬入住白宮后，在應對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同時著手“拯救中產階級”。2009年2月，奧巴馬政府組建了由副總統拜登領導的專門機構“中產階級勞工家庭特別小組”，研究為美國中等階級特別是下中階層提供支持。2010年奧巴馬總統在國情咨文中再次提出，他的經濟政策重點轉向創造就業，改善社會福利，以幫助陷入困境的美國中產階級。弗朗西斯·福山指出：“危險不是來自任何一個政黨提出的一項特定稅收或開支政策，而是來自現代全球經濟的流態變化。這個新世紀或許是水平的，但也會具有某種傾向性——各種好處會不成比例地傾向于精英階層�！�
日本白波瀨佐和子教授指出，野田首相所謂的“擴大中產階級”，要實現兩點，一是托起跌入貧困深淵的底層群體，二是從上層群體征收重新分配資金。有人認為，實現強勢的重新分配政策要建設瑞典式社會福利國家，但不容忽視的一點是，瑞典勞工組織職能強大，在參加型社會中起到核心作用。在日本，很難說勞工組織的核心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
吸取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國家要妥善處理三大關系；第一，大企業高管與白領職工收入分配要公正，防止收入差距急劇擴大；第二，白領職工收入與貢獻同步，保障中產階級不斷提高購買力；第三，大力實施扶貧和擴大就業政策，特別是要大力普及教育，幫助更多窮人提高素質和職能，使越來越多的窮人步入中產階級行列，從而構建“橄欖型”財富分配結構和社會，實現社會穩定、經濟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