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一些企業用生石灰處理皮革廢料進行脫色漂白和清洗，隨后熬制熬成工業明膠，賣給浙江新昌縣藥用膠囊生產企業，最終流向藥品企業，進入消費者腹中。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我們的晚餐并非來自屠宰商、釀酒師和面包商的恩惠，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就此而言，我們應該感謝媒體，為我們揭開真相，所曝光的9家藥廠13批次藥品將被寫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受人唾棄。隨著皮革膠囊成為“過街老鼠”，有關部門也將進一步介入，開展專項調查和整治行動。
　　與此同時，我們又不免有些遺憾和失落：監管又一次沒跑過媒體。近年來，三鹿奶粉，染色饅頭，毒豆芽……幾乎每一起質量安全事件都是媒體扮演“先行者”，通過曝光引發社會關注，而本應起到安全監管的部門跟在媒體后面亦步亦趨。媒體曝光固然是在履行社會監督，但也從側面折射部門監管的不力。畢竟，監管部門與媒體相比有著信息、技術、知識、職能等多種優勢。連作為局外人的記者都能“識得廬山真面目”，“身在此山中”的監管部門情何以堪，究竟是渾然不覺，還是裝聾作啞，值得追問。
　　監管屢屢落后媒體，原因大概有以下三點。一是“無利不跑”。食品安全本應是無縫連接的鏈條式管理，但是在現實中，鏈條與鏈條之間卻出現斷裂�，F行的“分段監管為主、品種監管為輔”的食品安全監管模式，往往涉及藥監、質監、衛生、工商等多個部門，各部門間權責不清，管與不管，常常以利驅動，有利就搶著管，無利就讓著管，導致重復監管和監管盲區并存。
　　二是“腳軟難跑”。盡管中央三令五申執法“收支兩條線”，但仍有少數監管部門下達有罰款指標，辦公經費和人員工資要靠罰款來解決。當違法企業成為“衣食父母”，自然不愿將其“一棒子打死”。再加上一些企業大搞金錢公關，一些執法人員與其沆瀣一氣，吃人手短，拿人“腳軟”，無力追趕違法者的步伐。
　　三是“跑不跑一個樣”。每當媒體曝光引發眾怒，監管部門都是扮演“救火隊員”的角色，出面對違法企業進行處罰，而自身的監管失職卻很少被追究。無論是審批認證的產品不符合標準，還是違規行為就在眼皮底下上演，相關部門和人員也不用負任何責任。于是，監管部門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樂得讓媒體扮演“活雷鋒”，自個也能落得個重視監管、雷厲風行的名聲。
　　產品安全出現問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正常的監管機制形同虛設，因為前者污染的是水流，后者破壞的則是水源。監管跑不過媒體，不是媒體之幸，而是社會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