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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一些北京CBD的上班族下班后在國貿橋下排隊等候回家的公共汽車。記者 羅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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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中等收入者”，我國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相對明確、統一、能夠獲得廣泛認可的界定標準。現有的幾種指標體系范圍非常寬泛，不同標準之間的差距較大，得出的結果差別也很大。
界定標準的模糊引發了一些人的認識混亂和反感情緒，認為自己“被中產”了，有學者認為，這不利于提高民眾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認同感和滿足度。
界定標準差距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1年12月12日發布《產業競爭力藍皮書》，其中認為，2010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4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1年中國已經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
這一結論引起了社會廣泛爭議，不少網友認為這一結論和人們的實際感受差距較大，認為“被中產”了。
網友“無塵界”發表微博說：“是社科院說錯了還是我聽錯了，我咋覺得日常生活和報告不符呢？”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發現，由于缺乏相對統一的標準，使得“中等收入者”成為一個內涵與外延都難以準確把握的、不確定性的群體。國家統計局、中國社會科學院、浙江省社會科學院以及一些專家學者、社會研究機構和國外機構都曾發布過相關界定標準。
比較不同標準就會發現，這些標準本身范圍非常寬泛，不同標準之間差距非常大。以個人年收入的上下限為例，這些標準就包括“1.63萬-3.73萬元”、“2.2萬-5.7萬元”、“2萬-16.7萬元”、“3.4萬-10萬元”等。安徽省社科院還把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相區分，農民居民標準是“0.3萬-0.8萬元”，城鎮居民標準是“1萬-2.5萬元”。
國家統計局重慶市調查總隊還提出“收入、資產、住房面積三者居其一”的界定方法，只要滿足三個條件中的任意一個，就可視為是中等收入者。
除此之外，國外的一些研究機構也在針對我國發布一些中等收入者的標準，如世界銀行、法國巴黎百富勤公司、美國蓋洛普調查公司、美國雅虎網站等。
由于標準不統一，各種研究對于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認識也差別較大。有的認為我國已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有的認為“我國城市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已達2.3億人”，有的認為“目前我國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國總人口的7%左右”，還有的認為“我國中等收入者占從業人口的25%左右”。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關于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統計方法和標準有20種左右。
標準模糊令人迷茫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原所長、中國社會學會會長陸學藝說，當人們對自己的“中等收入”身份缺乏認同時，就不能成為社會的“穩定器”。
張志坤在北京一家門戶網站工作從事技術維護工作，月薪1萬多元。他說：“每月房貸要4000多元，再加上平時的生活費，每月剩下的也就千把塊錢，這也能算是中等收入者嗎？”
張志坤認為，一些機構發布的中等收入者標準明顯偏低，“這樣的界定標準，只不過是為了統計數據好看而已。”
陸學藝認為，中等收入者界定標準模糊容易引發人們的認識混亂和反感情緒，削弱了中等收入者對自身地位的認知，更加不利于建設“橄欖型”社會。
2010年6月，在北京工業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推出的《2010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中，沿用國家統計局2005年制定的界定標準，將北京中等收入者認定為540萬，占北京市戶籍人口的40%以上。然而，另一組隨之公布的數據卻顯示，在被認定的中等收入者人群中，有68.7%的人并不認可自己的“中等收入”標簽。
陸學藝2011在成都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僅有14%的被調查者認為自己是中等收入者。
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認為，我國已經明確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建設“橄欖型”社會，但當前我國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究竟是多少？沒有這一基礎研判，有關部門在制定經濟社會政策時就缺乏參照。
建立“社會結構CPI”
浙江省社科院調研中心主任楊建華認為，在研究如何建構橄欖型社會時，一個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是確定中等收入者的具體內涵和劃分標準。自我國明確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以來，已經有許多機構和學者從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視角對中等收入者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但由于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及研究取向等方面的差別，這些研究的結果分歧較大。
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介紹，對于中產的界定，美國、英國、德國、瑞典等發達國家不盡相同；印度、新加坡、巴西、阿根廷等國的劃分標準也有很大差異。雖然國際上也沒有一個統一的界定標準，但不少國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標準體系。
例如，印度“國家應用經濟研究理事會”是印度中產標準的制訂和發布者，其最近發布的標準是：凡年均稅后收入在3.375萬盧比到15萬盧比(約合700-3000美元)的家庭均可算是中產家庭。
專家建議，應由發改委等綜合經濟管理部門會同權威學術機構，制定發布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指數”，衡量我國中等收入人群的分布和發展狀況，監測社會結構的變化趨勢，對制定經濟社會政策提供指導。
陸學藝說，“中等收入群體指數”相當于社會結構方面的“CPI”，對于指導經濟社會政策具有重要參考作用，這一指數的變動，可綜合反映分配、福利、稅收、消費等方面政策是否有利于建設“橄欖型”社會。以此可以指導調整相關政策。
比如說，當前我國有大批高中畢業生出國留學，從一個角度反映出“中等收入群體”家庭對優質大學教育的巨大消費需求，那么我們在制訂教育政策是，就應該進一步鼓勵多種社會資源投入大學教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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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算中等收入者嗎”
行業利益成“擴中”絆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