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豐產了，食品卻領漲”

　　“排骨一個月一個價，最高時每斤漲到30多元，菜、米、肉也賽著跑上漲，口糧開銷占工資收入的比重越來越大了。”說起“一日三餐”的花費，北京西城區居民張秀英直嘆“太貴”。
　　在新一輪物價較快上漲中，食品價格被視為“領頭羊”，讓百姓感覺“餐桌負擔”越來越重。
　　全國人大代表、紡織女工張曉燕深有感觸地說，對于中低收入群體來說，消費主要花在“吃”上，感受更明顯。“現在早飯吃一碗餛飩和一套煎餅果子要八九塊錢，比前幾年漲了一大截。”
　　央行發布的2011年第4季度城鎮儲戶問卷調查顯示，68.7%的居民認為，當前物價“高，難以接受”。
　　百姓感受背后有統計數據支撐。去年8月以后物價漲幅雖然開始回落，但全年5.4%的漲幅仍遠超年初4%左右的預期目標，其中食品價格上漲11.8%。
　　令人費解的是，我國糧食產量實現“八連增”，為何食品價格仍大漲？
　　對此，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委員認為，“表面上看農業豐收了，食品價格不存在大幅漲價的基礎條件，之所以出現急劇攀升，與去年的投機性炒作、一直以來糧食生產結構性弊端，以及調控預警相對滯后都有關系。”

　　那么，如何為百姓餐桌“減負”？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委員認為，“控物價”與“增收入”，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特別要避免中低收入群體陷入“收入跑不贏CPI”的尷尬。只有雙管齊下，才能減輕普通百姓的生活壓力。
　　“政府還要完善市場調控和監管，消除季節性、結構性農產品短供，嚴防投機炒作。”四川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委員說，“同時還應加快發展現代農業，代替散戶種養模式，提高供給能力和競爭能力。”
　　“產品已提價，公司仍喊虧”
　　涉足食品行業的天津華明集團董事長劉乃蘭委員已年近七旬，她常常逛菜市場，也感覺當前物價偏高，她道出了“成本上漲”剛性拉高物價的無奈。
　　“糖價從十年前每噸1000多元漲到4000多元，另外人工、水電等其他成本也在上漲，食品廠生產的冰激凌出廠價雖提高三四毛錢，但依然利潤微薄。”劉乃蘭委員說。
　　對于成本推動，青島即發集團董事長陳玉蘭代表也深有同感。她說，作為一家主營紡織服裝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去年僅用工成本就增加20%。
　　融資遭遇“趁火打劫”，也是企業轉嫁和推高產品價格的重要因素。天津一位全國人大代表告訴記者，由于銀根收縮，貸款指標競爭激烈，銀行變相“抬價”導致企業融資成本大增，企業只能給產品提價。
　　另一個物價推手是國外“輸入性通脹”。歐債危機發酵，大宗商品價格頻繁波動，一些國家濫發貨幣“救市”，對國內物價上漲形成潛在支撐。
　　“如果一些企業難以轉嫁上升的成本，必將面臨生存壓力。”天津財經大學教授王愛儉代表說。浙江省工商聯一份調查數據顯示，去年以來，全省三分之二的中小企業成本提升30%左右。盡管部分企業產品提價，利潤仍然被“攤薄”。
　　“企業的成本變化，直接影響物價走勢。”浙江新光控股集團董事長周曉光代表說，中小微企業占全國企業總數90%以上，其產品大都是生活必需品，幫助中小微企業減輕成本壓力，就是“保民生、控物價”。
　　鄭新立委員認為，應當繼續推進結構性減稅，降低中小微企業經營成本和融資難度；同時要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減少產品提價對物價的沖擊。
　　“成本上漲是一個因素，但企業競爭力最終還是靠自己。”郝建枝代表認為，企業消化成本上漲壓力，不能一味靠提價，更要向產品創新和轉型升級要效益。

　　“兩頭訴苦，中間喊冤”

　　全國政協委員柴寶成曾做過追蹤調查：“菜園子”里收購價每公斤4毛錢、6毛錢的蔬菜，讓種植戶“苦笑”，但到了市民的“菜籃子”里，卻漲到了每公斤2元、4元。
　　菜農抱怨“賣賤”，市民抱怨“買貴”，中間環節則抱怨“錢難賺”，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怪現象”？柴寶成委員認為，蔬菜流通環節多、流通費用高是“主兇”。
　　這一點也得到劉乃蘭委員的贊同。她說，流通環節多，不僅導致層層加價，而且增加了損耗、人力等成本，成為推高食品價格的重要因素。
　　“除了環節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也是主因。”一些物流行業的代表委員說，長途公路運輸返程空載率高，利潤三分之二繳了過路費和油費，“雁過拔毛”的各種罰款更不用說。
　　一方面，超市、菜攤的租金隨房價攀升水漲船高；另一方面，超市、商場收取名目繁多的進場費、上架費、廣告費、店慶費、返利費、促銷費、管理費、年節費等，這些最終都成為物價上漲的“推手”。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政治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等人表示，當前國內蔬菜流通成本占最終菜價的三分之二；國內物流總成本在GDP中占21.3%，而發達國家僅為10%左右。擠壓流通成本可為“降價”提供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