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特征是經濟增長十分強勁但結構失衡日益嚴重。而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既給外部經濟關系造成困難，也直接影響經濟效率。因此，從官方到學界，關于經濟發展模式轉型以實現可持續增長的呼聲一直十分強烈。“十一五”和”十二五”兩個規劃均明確地提出了要改善經濟結構、提高增長質量的政策思路。不過官方數據表明這方面的實際進展卻非常有限。
我們曾經多次提出，導致高速增長與結構失衡同時并存的，是中國實施的產品市場放開但要素市場扭曲這一非對稱改革策略，因此下一步改革的關鍵在于真正實現生產要素市場化。如果仔細分析官方與非官方數據，我們就會發現經濟再平衡其實已經開始，而推動這一變化的正是部分要素價格已經出現調整。可惜的是，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討論都忽視了這些積極的變化。
外部順差已經大幅減少
巨大的經常項目和貿易項目順差，是中國匯率政策在國際上受到普遍批評的主要原因。多年來美國的一些政客一直指責中國壓低人民幣匯率、擴大外部賬戶順差并搶占美國的就業機會，部分國會議員提出了具體的法案要求美國政府迫使人民幣大幅升值，不然就制裁中國的出口產品。隨著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的臨近，美國對中國匯率政策的壓力將可能進一步增加。
盡管IMF和G20等國際經濟組織仍然將全球失衡看做主要經濟矛盾之一，全球經濟再平衡其實已經是現在進行時。自從次債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占GDP之比已經減少了一半以上。而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占GDP之比已經從2007年的近12%下降到2011年的3%左右，同期貿易順差更是從7.5%回落到2.1%。當然一旦全球經濟強勁復蘇，不排除這些順差可能出現一定的反彈。
外部順差的收縮，其實是消除了所謂匯率被顯著低估的一個重要理由。即便是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一向持強硬態度的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也認為人民幣被低估的程度可能已經從以前的50%降低到15%。過去美國對中國的外部經濟政策的壓力主要是三個方面：降低外部順差、減緩外匯儲備積累以及人民幣大幅升值。現在前面兩個已經基本做到了，也許人民幣已經接近均衡匯率水平？
在2011年第四季度，有一個人民幣匯率真正實現雙向波動的機會，可惜我們沒有抓住那個機會。當時離岸市場出現了人民幣貶值的預期，資本流出也令外匯儲備開始減少。但總體經濟狀況依然非常健康，不太可能發生硬著落。如果當初我們能夠放寬匯率波動區間、增加市場因素在匯率決定中的作用，也許短期內人民幣會適當貶值，但在改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上將邁出很大的一步。
消費比例也可能已經開始上升
刺激消費一直是中國政府改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重要策略。但官方數據表明消費不足的問題一直在不斷惡化，比如消費占GDP之比從2000年的62%下降到2010年的47%，十年減少了15個百分點。不過官方的消費數據一直受到專家學者的質疑，比如居住開支占到總消費的18%，顯然比租房住的居民的實際開支要低許多。另外，中國居民奢侈品開支的近一半發生在大陸以外，可能沒被官方數據統計進去。
中國的消費是根據家戶調查數據推算的，而王小魯關于灰色收入的研究已經表明這套數據存在嚴重低估的問題，他推測2008年居民收入被低估90%、居民消費被低估20%及GDP被低估10%。如果王小魯的推測準確的話，那么2008年消費占GDP之比就應該是50%，而不是官方報告的48.4%。居民消費占比也將由35%提高到38%。
還有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是2008年以來社會零售增長加速，但總消費增長反而放慢了。我們知道社會零售總額中的80%是用于消費的，這部分占到總消費的60%左右。而這兩者增長率差距擴大，表明沒有包括在社會零售中的消費品也就是服務產品沒有增長或者增長很慢。但這是與常識不符的，我們知道通常服務品的收入彈性要大于一般消費品。因此我們猜測家戶調查的數據不僅低估了消費的水平，可能也低估了消費的增長。
為了推算一組可能更加接近實際的消費占GDP之比的數據，我們先計算與消費相關的社會零售增長與服務銷售增長的加權平均并以此來代表總消費增長的速度，然后我們以上面測算的2008年的比例為起點推算其它年份的比例。我們得到的結果是：過去十年官方比例平均被低估了大概3個百分點；消費比例從2000年的64%下降到2008年的50%，這點與官方數據一致；但之后這個比例已經回升到2010年的54%。
全面實現生產要素的市場化
如此看來，最近兩年中國的外部失衡與內部失衡已經開始發生改善。外部賬戶順差減少沒有什么爭議，問題是國外政客和國際組織在討論再平衡問題時很少注意到這一點。如果中國的外部順差保持在3%左右甚至更低的水平，再說失衡理由就不是非常充足。想比較而言，國內經濟再平衡尤其是消費占比開始上升這一點爭議比較大，質疑聲音很多，但唯一值得重視的質疑是說那些導致失衡的因素都還沒有發生改變。
但其實并非如此。導致中國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普遍而嚴重的要素市場扭曲，這些扭曲大大壓低了要素價格。它們對企業提供補貼，但對家戶變相征稅，因而使得企業利潤持續增長，但居民收入占GDP之比卻不斷下降。其結果就是經濟增長異常活躍，出口、投資占經濟之比不斷上升、消費之比不斷下跌。正因為如此，我們一直呼吁政府積極推進生產要素市場化，真正走入市場經濟。
總體看來，我們在這方面的步子邁得不夠大，因此勞動力、土地、資本和能源等市場的扭曲依然很嚴重。但變化也已經在發生，比如政府最近一直在調整資源價格、推進資源稅改革。另外，從2005年開始實施有管理的浮動匯率以來，人民幣相對美元已經累計升值30%以上。隨著勞動力市場出現短缺，工資大幅度上升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即便是在金融市場，由于影子銀行的發展，市場利率在社會融資中的作用也有所增強。
正是這些變化，逐步減少了對企業的變相補貼，同時令家戶收入快速增加，從而促成了我們觀察到的外部賬戶順差縮小、消費占比回升。因此，有些專家簡單地判定要素市場至今還沒有發生變化，不符合客觀實際。當然這些變化剛剛才開始，而且并非所有的變化都是政策有意為之，比如工資上升主要是因為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了變化。而中國經濟真正實現再平衡、走向可持續增長，則有待于要素市場扭曲的基本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