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對醫生信任感的缺失已經成為當今社會越來越突出的問題。
　　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是什么？醫院的趨利性，醫生的灰色收入已經成為公認的黑幕，患者既然知道醫生可能利用各種機會從自己身上賺錢，尤其是患者拿著動輒上千元的結算單時，又怎么可能對醫生的診斷結果和治療方案深信不疑呢？
　　由于醫療領域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我們知道醫生和患者存在委托代理關系，醫生作為患者的代理人，代替患者做出決策。患者將決策權交給醫生，是出于對醫生的信任。因此，一旦醫生代替患者做出的決策里摻雜了醫生的利益，導致患者對醫生不再信任，就意味著委托代理關系的岌岌可危。
　　醫生和患者的委托代理關系為什么會摻雜進醫生的利益，這不是醫生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大多數醫生是希望做患者的稱職代理人，做懸壺濟世的良醫，秉守醫德醫風，以患者的健康為最大的目標，但是，迫于收入的壓力，不得不扭曲了自己的行為。改變了醫生的激勵機制的正是醫院的創收制度，如“以藥補醫”。改革開放以后，政府對公立醫院的補助大幅減少，在醫療服務的價格被限定的情況下，公立醫院只能利用以藥補醫的政策來提高收入，自己養活自己。于是醫生的收入就和科室的收入、醫院的收入掛上了鉤，看得越多，開的藥越貴，自己的收入就越高。藥品回扣、腐敗等等也由此滋生。醫生不再是患者稱職的代理人，醫院的收入、科室的收入影響著醫生的診斷決策，而患者也知道這一點，因此也對醫生越來越不信任。
　　醫生的激勵機制一旦被扭曲，影響的遠不是醫患關系這一點。醫生多看病、多開藥，會不斷推高醫療費用，我國的衛生總費用從1995年的2258億到2000年的4764億，再到2010年的接近2萬億，這15年間增長了約10倍，增幅大大超過GDP增速，并且預計10年后還會翻兩番；藥品流通環節錯綜復雜的利益鏈和藥品回扣等腐敗現象緊密相連，制造了大量社會成本，引發了很多社會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大輸液、大處方、抗生素的濫用會給民眾的身體健康帶來巨大的隱患，會影響到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未來。
　　建立醫生正確的激勵機制，讓醫生回歸本職是醫改的核心，但是要解決醫生激勵機制存在的問題，必須從機制改革入手。從2009年醫改方案推出至今，雖然各級政府在提高醫保覆蓋面、建立基本藥物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卻少有地方真正做到了破除“以藥補醫”，或者說，將醫生的收入和科室、醫院的收入脫鉤。
　　醫改還在進行中，下一步公立醫院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建立新機制，破除以藥補醫，使得公立醫院真正回歸公益性。這是非常艱難的工作，不再是單純做加法，而要做減法，其過程涉及重大利益調整，改革會面臨重重阻力。但是這硬骨頭非啃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