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世界貿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國，至少20年來，外貿數據總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國經濟的走勢；而作為占全世界貿易額10%以上的第一貿易大國、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二進口大國，中國外貿又對全球貿易和世界經濟施加著舉足輕重的影響。當前的中國外貿面臨三重嚴峻壓力，但依靠中國經濟自身的優勢，仍然有希望創造較好的業績。
　　中國外貿的第一重壓力源于世界經濟形勢不佳導致的外需減速。在經濟周期性變動的壓力之下，2011年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慢于2010年，而展望明年至少前兩三個季度，中國及世界經濟減速的局面也難以逆轉。正因為如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9月號《世界經濟展望》已經下調了對2011、2012兩年世界經濟增幅的預期，與6月份的預期數字相比，分別下調了0.3、0.5個百分點，其中發達經濟體分別下調0.6、0.7個百分點，新興及發展中經濟體分別下調0.2、0.3個百分點。
　　在主要發達國家，主權債務危機已經消除了大規模動用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復蘇的希望，私人部門需求卻難以彌補財政政策退出的缺口，銀行因資本缺口而急劇收緊貸款條件、房地產泡沫破滅的后遺癥、大批業主負債累累甚至淪為負資產一族，……所有這些因素無一不在抑制著經濟復蘇的前景。僅為了滿足歐洲銀行監管局12月8日補足資本金缺口的指令，歐元區內銀行就需要在2012年6月之前籌足1150億歐元資本金，而根據經合組織12月12日最新《主權信貸展望》報告預計，經合組織成員國今年借款需求可達10.4萬億美元，明年可達10.5萬億美元，幾乎是2005年的兩倍，比次貸危機爆發的2007年也增加了1萬億美元。
　　與前兩年次貸危機高潮時相比，目前全球經濟走勢的嚴峻性還表現在新興市場經濟體正在成為新的潛在危機策源地，而不是如同前兩年那樣未受發達國家危機太大影響、扮演了世界經濟救星角色。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初級產品牛市走向終結、反危機措施副作用與新興市場經濟體宏觀風險積累，畢竟，在最熱門新興市場經濟體——金磚五國中，除了中國是世界工廠之外，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等其它四個國家經濟對初級產品生產及出口的依賴性都相當大。今年年初到現在，上述四國都經歷了堪稱慘烈的匯率貶值、股市下跌和資本外逃，其經濟脆弱性暴露無遺；在初級產品市場行情逆轉的壓力下，預計明年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形勢仍然頗為嚴峻，陷入蕭條乃至爆發危機的壓力相當高。而近七八年以來，中國對新興市場經濟體貿易的增長一直快于對發達國家和地區貿易的增長，新興市場成為拉動中國外貿高增長的頭號發動機；頭號發動機有熄火之虞，對中國外貿的影響可想而知。
　　中國外貿的第二重壓力來自外部競爭加劇。這種競爭不僅僅來自那些在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奮力趕超中國的后發發展中國家，更來自次貸危機之后力推“再工業化”的發達國家。畢竟，在蕭條時期，經常項目持續逆差的發達國家需要通過增加利用國外需求來彌補國內需求低迷所造成的缺口，美國尤甚。奧巴馬早已提出了目標為“出口五年翻番”的國家出口戰略，擬訂了未來五年內吸引1萬億美元以上海外新投資的招商引資新計劃，還建立了橫跨23部委的招商引資工作組—— “選擇美國”(Select USA)辦公室，并建設一個名為“選擇美國”的門戶網站，這是美國歷史上首次將招商引資工作提到總統令的高度，也是首次建立具有行政約束力的跨部委吸引海外投資工作小組。發達國家不僅希望在先進制造業領域狙擊中國同行的競爭，而且希望在昔日蔑視的所謂“夕陽產業”重新與中國一爭短長。
　　中國外貿的第三重壓力來自國內成本不可遏制的上升勢頭。人民幣匯率升值，原料、能源、人力、土地成本上升，“招工難”和“中小企業困難”的呼聲高漲，已經讓我們看到了這種壓力之大。主要也是因為國內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價格競爭力日益動搖，來自越南、印度等一些后起發展中國家的競爭才漸顯咄咄逼人之勢，如越南就已經取代中國成為耐克鞋最大的加工和出口基地，
　　盡管如此，在2011年的前11個月里，中國外貿交出的答卷仍然堪稱靚麗：進出口總額33096億美元，同比增長23.6%；其中出口17240億美元，同比增長21.1%；進口15856億美元，同比增長26.4%，貿易順差1384億美元。在2012年，中國外貿仍然有希望繼續維持一定增長速度。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并不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決定保持外貿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換言之就是不會陡然采取自廢武功式的貿易政策，而在于中國經濟基本面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
　　首要優勢源于較高的宏觀經濟穩定性。中國國內經濟大體已經軟著陸，盡管中國2011年通脹壓力較大，盡管人民幣匯率在歲末出現了連續超過10個交易日的“跌停板”，盡管中國存在地方融資平臺潛在債務風險和銀行業潛在不良信貸風險，但與其它主要經濟體和熱門新興市場相比，中國的財政狀況仍然最為穩健，中國銀行體系資產狀況仍然良好，中國的通脹率與印度等其它熱門新興市場相比仍然低好幾個百分點，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雖然正在持續積累，但與貨幣大幅度貶值幾乎接近貨幣危機程度的其它新興市場相比，人民幣匯率仍然非常穩定。畢竟，在最熱門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金磚國家中，今年前9個月，除中國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累計升值超過3%以外，另外4個“金磚”國家貨幣對美元匯率全面顯著貶值：俄羅斯盧布貶值4.06%，巴西雷亞爾貶值8.01%，印度盧比貶值8.50%，南非蘭特貶值15.70%，其中巴西雷亞爾僅9月一個月就對美元貶值16%，數年來一直努力抑制雷亞爾升值的巴西央行不得不于9月22日宣布出售27.5億美元貨幣互換合約以干預雷亞爾貶值趨勢。而印度盧比自7月之后對美元繼續貶值，貶值幅度超過20%。
　　較高的宏觀經濟穩定性賦予了中國產業額外的競爭力，因為在一個更可預期的環境中，企業規劃的風險顯然要低得多。我們也不必以為貨幣貶值就一定能夠賦予一國出口更強的競爭力，因為貨幣大幅度貶值通常意味著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猛增，不僅直接干擾企業經營，更因為損害居民生活水平而容易引爆更多的工潮。由于發展中國家外向型企業常常高度依賴外幣融資，資產構成中本幣計價比例卻要高得多，本幣大幅度貶值還會顯著惡化其資產負債結構，嚴重時會導致企業大面積破產倒閉。在1980年代席卷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中，在1990年代新興市場經濟體接二連三爆發的貨幣/金融危機中，在1997-1998年韓國財閥的破產潮中，在近兩年越南幣值的接連貶值和高通脹、罷工頻發中，我們已經見識到了上述機制的威力。
　　與此同時，通過產業升級、提高國際市場份額、對外直接投資等方式，中國產業界已經明顯增強了在國際市場的話語權力，這一點在今年中國出口價格的大幅度上漲上面表現得相當突出。在2011年前8個月，中國出口平均價格上漲10.3%，高于去年同期9.1個百分點；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上漲更為突出，7月份紡織服裝平均出口價格上漲24.7%，鞋帽平均出口價格上漲18.5%，而這是在“中國制造”占有的市場份額沒有明顯下降、在出口市場最終銷售價格沒有上漲的情況下發生的，表明中國出口產業在整個國際價值鏈上所得收益份額有了明顯提高。
　　同時，中國正在逐步超越單純依賴價格競爭力的階段，越來越多地依靠人力資源、公共服務效率、基礎設施、產業配套等方面的優勢，即使是成本上升的壓力，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也能依靠國內產業轉移而消化掉相當一部分。須知中國是一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大國，中西部人力、土地等項成本比東部發達地區低得多，2009年上海人均GDP為78989元，而中部的湖北只有22677元，相當于前者的28.7%；2010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為31838.1元，湖北為16058.4元，相當于前者的50.4%。中國的國內產業轉移也已經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績，近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以來中西部省市自治區出口增幅一直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如按境內目的地、貨源地統計，重慶外貿額增幅從2006年起就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08年之前超出幅度在9個百分點左右，2010年全國外貿增長34.7%，重慶增長53.2%，超出18.5個百分點；今年前10個月全國外貿增長24.3%，重慶增幅則高達110.4%，其中出口增幅高達112.5%。至于內遷出口產業與印度、越南等后發發展中國家沿海地區相比的地緣劣勢，依靠交通基礎設施的優勢，依靠海關通關程序革新帶來的效率提高，中國也能抵消掉相當大一部分。
　　中國對外貿易繼續保持增長勢頭，對整個國際貿易體系、對中國的貿易伙伴都是佳音，即使對與中國存在競爭關系的國家和企業也不例外。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一國就占了全球貿易額的10%以上，更因為中國進口增速領先世界，從而為貿易伙伴創造了分享繁榮的機會。根據中國《海關統計》和世貿組織2009、2010年《世界貿易報告》數據，2000—2008年間，世界進口年均增長12%，美國、歐盟27國、日本、俄羅斯、巴西、印度年均增速分別為7%、12%、6%、21%、14%、14%(2005—2009年數據)，中國進口年均增速則高達22.4%。2009年，世界進口萎縮24%，中國進口只下降了11.2%。2010年，中國進口增幅更高達38.7%。今年前11個月，中國進口又同比增長26.4%，高于同期出口增幅5.3個百分點。鑒于中國經濟軟著陸基本定局，鑒于中國將進一步努力擴大進口，將實現貿易平衡的著力點放在擴大進口上面，尋求開拓對華出口市場的貿易伙伴在2012年可望繼續贏得較多機會。 (梅新育：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文章來源：俄文《中國》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