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近2011年底，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做出微妙調整。
央行決定從12月5日起，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3年多來存款準備金率的首次下調。幾乎在同時，全球六大央行聯手釋放流動性：美聯儲、歐洲央行，以及加拿大、英國、日本、瑞士央行同意下調現有的臨時性美元流動性互換協議定價50個基點，以緩解金融市場的緊張情況，幫助提振經濟。
“這是一個轉折性的變化。”對于上述央行舉動，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接下來的政策變動還需要觀察一段時間的經濟形勢。
央行的這一舉動，既出乎市場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意外的是政策轉變時點的提前，此前市場普遍預計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可能發生在2012年1月；情理之中的含義是，在黯淡的全球經濟局勢和國內緊縮的調控政策抑制雙重作用下，內外需均亮起紅燈，中國經濟再次面臨考驗。
本刊記者從權威人士處獲悉，經濟走勢下行給宏觀調控提供了空間。而2012年物價上漲也不會成為一個主要問題。對于轉型壓力急迫的中國經濟來說，財政政策會在下一輪保增長中更有作為。
貨幣微調背后
上一次央行下調存準金率是在2008年12月，時隔3年后的貨幣政策轉向，發出了貨幣松動的信號。
流動性趨緊、國內經濟下滑超預期、通脹下行等因素，決定了此次政策調整的必然性。歐債危機的惡化導致美元持續走強，人民幣出現貶值預期，使得外匯占款出現凈減少；此前央行頻繁上調準備金率，大型和中小金融機構的存準金率均達歷史高點，分別為21.5%和18%。
作為經濟領先指標，11月PMI（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降至49%，反映了經濟的放緩程度。這也是自2009年3月以來第一次降到榮枯分界線50%以下；同時，主要反映中小企業狀況的匯豐PMI也創下32個月以來的新低，至47.7%。除了制造業需求不振，11月非制造業PMI更是比上月大幅下降了8個百分點，至49.7%。
盡管政策調整有其必然性，但調整的時點在市場預料之外。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主管王志浩撰寫報告認為，由于12月末銀行間流動性將趨緊，所以央行提早下調存準率，以保證銀行有足夠資金備借出。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巴曙松分析認為，調整首先是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相對平穩的要求，增加流動性4000億元左右，其背景是外匯占款出現46個月來首次負增長、12月到期央票僅有800億元、銀行體系存款增幅減緩等。
市場將這一舉措，解讀為中央的政策重心已從“控通脹”轉為“保增長”，但仍停留在猜測水平。
決策層近期在各種場合提出保增長的重要性印證了上述預期。國家主席胡錦濤在11月12日的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強調，當前形勢下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保增長、促穩定，尤其要努力實現強勁增長；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11月21日的22屆中美商貿聯委會上表示，確保經濟復蘇是壓倒一切的任務，“不平衡的復蘇比平衡的衰退要好”。
存在爭議的是貨幣政策轉變的速度。換言之，貨幣政策將會就此拉開全面放松的大幕，還是暫時的微調？
巴曙松認為，目前的貨幣放松應當是階段性、結構性的。到目前為止，經濟回落主要是宏觀緊縮因素推動的，從PMI分類指數看，外部惡化的負面影響目前還不明顯。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也撰文指出，此舉屬于微調預調的范疇。國際上歐債危機加劇，資金有流出跡象，國內貨幣內生增速放緩。但是否是貨幣政策整體轉向？他認為不好說，需要監測瞬息萬變的國際國內形勢。
而瑞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則認為，鑒于通脹和房價的拐點已經出現，貨幣政策下調的時機成熟，放松大幕正式拉開。預計12月信貸額度會繼續有大幅提升，未來幾月準備金率仍將繼續下調，2012年上半年的下調頻率可能會一月一次。但利率下調意義有限，可能性不大。
2012年“穩健的貨幣政策”表述不變，但實際可能由過緊回歸中性，以避免經濟硬著陸。穩增長或成為2012年政策主基調。
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認為，全面放松可能會比預期的要快。理由是工業新訂單和產出增速有加速下滑苗頭，加上出口和房地產都會降，不放松恐怕經濟會下滑到8%以下。他預計2012年上半年準備金率還有150個基點的下調空間，貨幣供應量目標可能為16%。
“但CPI降到3%以前不會降息。”屈宏斌說。
目前的物價回穩意味著之前的貨幣調控目標達到了效果。下一步，“隨著經濟的下行、需求的收縮，盡管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不變，但其節奏和力度應該體現前瞻性，做出調整。”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高級經濟師王遠鴻說。
財政發力：不一樣的“保增長”
經濟放緩持續發生，中國經濟無疑將告別過去的高增長。結構調整下的增速減慢不一定是壞事。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國際金融室副主任張斌在接受采訪時認為，中國經濟不會因放緩而出現硬著陸，整個經濟基本面還好，企業和金融部門總體健康；同時，政府會改變當前總體偏緊的政策態度。
被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阻斷的中國經濟轉型的步伐，該如何走下去？在4萬億刺激計劃下，為保增長，本該調整的高耗能產業仍然發展較快，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增速明顯，結構調整進展不快，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衡還在加劇。貨幣政策控制總量，財政政策調整結構。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指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決定了經濟增速要趨緩，而經濟能不能持續穩定發展，關鍵在結構調整，“不要指望貨幣的松動”。而王遠鴻也向記者強調，有必要降低對經濟增長的預期。
對于轉型壓力急迫的中國經濟來說，財政政策應該在下一輪保增長中更有作為，而且也完全有這個條件。
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1-10月累計全國財政收入90851.68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8.1%。“以目前財政收入同比近30%的增速，加之財政存款余額達到GDP的9%，完全有實力在保增長上做得更多。”屈宏斌告訴記者。
啟動內需是當務之急。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指出，與央行下調存準金率相配套，財政政策需要有保有壓，保障和改善民生。結構性減稅應繼續，在全局來說更有長遠影響的是增值稅擴圍；對中小微企業進行結構性減稅也應更積極。屈宏斌預計未來會有更多中小企業減稅政策出臺，總量或達GDP的1%。
建立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需要一個突破口。對此，國家行政學院宏觀部主任王健認為，突破口是財政政策從“以資為本”轉向“以民為本”。
具體而言，要將原來補貼出口企業和生產消費品企業的資金直接補貼居民消費，將財政家電補貼等以消費券的形式直接補給消費者；同時，提高個稅起征點，逐步實現以家庭為單位的綜合稅制，并給小型、微型企業主減免稅收。
更長遠來看，為啟動內需，有必要擴大帶有準公共產品性質的醫療、教育和保障房支出。“但落實上要把細節做好。”張斌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要界定好政府支出的邊界，醫療、住房等民生領域主要還是要靠市場的力量，“政府要做的是彌補市場缺陷。”
也就是說，除了出錢，政府還應該通過稅收優惠、放松服務業管制等政策吸引私人部門在這些領域的投資，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
釋放民間資本活力“道阻且長”，經濟體制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缺一不可。張斌強調，放松管制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非常重要。對私人部門來說，醫療、教育、能源等領域都有大量潛在投資機會，發展的障礙是不合理的準入政策和不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