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噸噸南美大豆登上國際糧商的貨船，目的地是中國沿海的油脂廠；一位黑龍江農民放棄長期種植的大豆而改種長粒粳稻，他已經和一家外資糧油加工企業簽了訂單農業合同——這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兩幅農業圖景。
　　入世十年，曾經最讓人擔憂的中國農業在開放中尋找機遇、迎接挑戰，在保障主要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和農民增收的同時，農業生產、加工、流通整個產業鏈發生了“滄海桑田”般的變化。

　　進口潮涌：“危機”不斷惹人憂

新華社發

　　2001年以來，中國按照入世承諾大幅開放了農產品市場，農產品關稅消減幅度達到72%，當前關稅水平為15.2%，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隨著農產品市場的大幅放開，入世十年間，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規模每年以100億美元到200億美元的速度擴大，至2010年達到1219.6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大農產品貿易國。
　　2004年，我國農產品貿易首次出現逆差，隨后逆差持續擴大，至2010年逆差規模達到230.4億元。其中大豆、棉花、羊毛等農產品進口依存度達到較高水平，特別是大豆進口依存度近80%，演化成為國民高度關注的“大豆危機”。
　　去年，中國15年來首次從美國大規模進口玉米，成為玉米凈進口國，今年的進口幅度依然不小。隨著國內豬肉價格高漲，“洋豬肉”也大量飄洋過海進入中國市場。這再次引起人們對玉米和豬肉等更多農產品重蹈大豆覆轍的擔憂。
　　農產品逆差不斷擴大、糧食(包括大豆在內)自給率下降到90%以下、部分農產品危機接連出現——這些聽起來似乎都是入世十年來中國農業的“警世危言”。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對糧食等農產品的需求增加，特別是飼料糧的需求大幅增長，這靠國內的資源是滿足不了的。像大豆、棉花等土地密集型產品的進口，對中國來說是利大于弊的。進口滿足了國內居民食品消費升級的需要，彌補了國內耕地資源和水資源不足的矛盾。
　　農業部副部長牛盾認為，未來，大豆、玉米、棉花、乳制品、天然橡膠等資源性農產品進口持續剛性增長，在保障國內有效供給的同時，也給國內生產和市場穩定帶來巨大沖擊。
　　國際農產品的價格沖擊最為明顯，一些農產品面臨“中國一進口，國際市場價格就大漲”的困境。最常被人提起的教訓是2004年發生的“大豆風波”。最近則有媒體報道，國儲詢價造成芝加哥大豆期貨價格暴漲，再次突顯中國農產品在定價權上的被動局面。
　　除了影響國內價格和沖擊相關產業，部分農產品的大量進口還給國內宏觀調控“制造麻煩”。我們不妨來看看今年的情況，國家糧食局等部門近期公布了2011年大豆臨時收儲政策，但調控政策遭遇兩難困境：一方面國家為了保障豆農種植積極性必須要提高收購價格，另一方面，在低價進口大豆的沖擊下，國產大豆加工企業幾乎無利可圖，不得不選擇停工停產。
　　李國祥認為，對于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的農產品，一定要掌握價格形成的話語主導權。在國際貿易中，消費大國一般具有價格的主導權。現在中國大豆的進口量占國際貿易的一半以上，應該要拿回價格的主導權。

　　正面交鋒：外資企業“狼來了”？

　　“外資進入中國農業到底利弊幾何”這可以說是入世十年來農業領域爭議最為激烈的辯題。
　　2008年，WTO關于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糧食流通領域的過渡期結束，外資可以更加自由地在中國從事糧食的收購、銷售、儲存、運輸、加工、進出口等經營活動。
　　同一年，在中國企業500強的排名中，益海嘉里集團占據第67位，年營業額超過1000億元。這家以金龍魚、胡姬花等品牌聞名的外資糧油企業，已經占據了中國食用油市場40%以上的份額。
　　有資料顯示，外資進入糧食行業，主要是涉足油脂加工業，近兩年有向小麥粉和大米加工業拓展的傾向。投資較多的是號稱世界五大糧商的“ABCDE”，即ADM、邦吉、嘉吉、路易達孚和新加坡豐益國際有限公司的益海嘉里集團。
　　除了糧油市場，種業和養豬業等農業領域都可見外資活躍的身影。《經濟參考報》記者今年在東北三省調研時了解到，目前美國先鋒、孟山都、德國KWS等跨國種業巨頭正加快在中國布局。特別是在玉米種子市場，外資企業競相進入從東北到西南的各大玉米主產區，一些品種近幾年的推廣面積快速增長，導致國內很多種子企業的市場生存空間日漸萎縮。
　　“高盛養豬”則成為了外資進入中國生豬養殖和豬肉加工行業的代名詞。據了解，從2004年開始，國際金融機構高盛先后參股雨潤、收購雙匯。2008年，高盛斥資2至3億美元，在中國生豬養殖的重地區湖南、福建等地收購了十多家專業養豬廠。
　　農業部副部長牛盾認為，近年來，國際資本對我國農業領域滲透日漸深入，已從當初參股經營發展到兼并收購，從參與單一環節發展到控制整個產業鏈，我國包括種業在內的農業核心競爭力受到損害。
　　“外資進入中國農業領域整體上是有好處的。”李國祥認為，外資的生產水平、經營模式和競爭能力確實非常強大，關鍵是要積極地看待。
　　從有利的方面來說，外資企業大多規模大、設備先進、產品質量高，具有明顯的技術、管理和市場優勢，能夠促進國內農業產業的發展。記者在黑龍江省采訪時看到，益海嘉里建設的現代化水稻加工廠能夠將每一粒稻谷“吃干榨盡”，大大提高了國內水稻加工水平，國內的一些糧食企業也開始建設類似的加工項目。
　　上世紀80年代，劉永好在深圳親眼看到外資企業正大集團生產的豬飼料如何供不應求，“飼料比大米還貴，要排隊等十天左右才能買到”。如果不是受到外資企業的啟發，劉永好可能會一直經營他的鵪鶉產業，新希望集團日后將難以成為中國最大的農牧企業之一。
　　作為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說，WTO十年是企業發展最快的十年，在原料采購和技術交流、設備引進、總體研發的體系方面都上了一個臺階。與外資企業的規模、技術差距有大幅度的縮小。

　　走出去：海外市場布滿荊棘

　　“大蒜、洋蔥等農產品的出口，被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搶占了越來越多的市場份額，他們的東西是‘物美價廉’，而中國的農產品已經不‘價廉’了。”山東金鄉的呂先生所在的公司從1998年開始從事蔬菜出口貿易，他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由于勞動力成本大幅提高，競爭壓力比較大，出口利潤空間越來越小。
　　一般分析認為，我國的水果、蔬菜、肉類產品價格均低于國際市場價格，有較強的競爭優勢，特別是蔬菜產業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但農產品生產成本越來越高，正不斷削弱優勢農產品的競爭能力。
　　此外，“貿易壁壘、綠色壁壘”等日漸嚴苛的國外市場準入門檻限制了中國農產品的出口，特別是由于歐盟、美國和日本的食品安全標準提升，許多農產品出口企業不得不考慮放棄部分歐盟市場，轉攻新興市場。
　　牛盾認為，未來，各國的動植物衛生檢疫和技術性貿易措施將更加嚴格，貿易壁壘延伸到低碳、匯率、知識產權等領域，我國勞動密集型優勢農產品出口壓力不斷增加。
　　在農產品的出口的同時，中國農業企業近年來也更多地邁出了“走出去”的步伐。比如，北大荒農墾集團計劃在巴西、阿根廷和菲律賓等海外廣大地區收購油料作物和糧食種植用地；重慶糧食集團計劃投資5億美元在巴西建立一個集大豆加工、倉儲、物流等基礎設施建設為一體的大豆全產業鏈食品工業園區。
　　李國祥認為，要掌握農產品的價格主導權，最重要的農業“走出去”，是繞開美國期貨市場和國際糧商，直接與巴西、阿根廷等出口國對接，控制包括倉儲、港口和鐵路在內的關鍵物流環節和節點。
　　以國際幾大糧商為例，他們往往掌控著從生產加工到倉儲運輸的整個產業鏈。有資料顯示，美國邦吉公司在巴西擁有200多座糧倉，以及多個批發中心、糧油加工廠、化肥廠、飼料廠和專用碼頭；嘉吉在巴西擁有30多個加工廠、90多座糧倉和10座海港碼頭。
　　然而，與國際大糧商相比，國內企業“買地”、“建廠”、“并購”的海外之旅顯得頗為艱辛。經常看到的案例是，國內企業在競購時出價更高，但被收購方的股東或政府部門卻不予支持。中投顧問食品行業研究員周思然認為，中國企業的國際知名度和競爭實力較弱，尤其在強大的對手面前，中國企業占不到任何優勢。
　　江蘇牧羊集團是一家主要從事飼料機械生產和服務的企業，其飼料機械出口連續五年占據全國出口總量的60%以上。該企業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走出去”，經過找代理商和自建銷售網絡的階段，下一步將在海外建設制造基地和研發平臺。
　　牧羊集團總裁范天銘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說，2008年，牧羊集團與俄羅斯的一家大型飼料企業洽談合作。當時俄羅斯人基本都是使用歐美設備，對中國產品的印象是“假冒偽劣”。那家企業老板周圍的朋友、同行都勸說，“千萬不能買中國設備，中國的產品不行”。
　　范天銘說，經過幾番溝通并邀請對方到國內工廠參觀，俄羅斯老板改變了對中國飼料機械的看法，牧羊的產品終于第一次進入俄羅斯市場。今年，牧羊集團又與俄羅斯第一大食品企業簽訂了一筆1000多萬美元的合同。

　　修內功：爭取更大支持空間

　　2001年6月9日，新華社向全球發布重要新聞：“中美已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多邊談判的遺留問題達成全面共識”。這一遺留問題，正是中國入世談判的最后難點——農業的國內支持。實際上，前一天晚上，中美雙方貿易代表還在為國內支持比例的1個甚至半個百分點而斗智斗勇。
　　按照世貿組織規定，發展中國家對本國農業的最高支持額度不能超過本國農業生產總值的10%，發達國家不能超過本國農業生產總值的5%。一些發達國家要求中國一定要遵守對發達國家的要求，也就是不能超過5%。
　　時任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部長、入世談判代表的石廣生回憶說，一些發達國家拿這個理由卡我們，說你們的實際支持還不到4%。但是我們必須要這個權利，因為隨著我們國家財政能力的增強，對農業的支持力度一定會越來越大，需要為今后發展留出一定的空間。中國如果讓步，讓出的就是未來中國農民的利益。
　　入世十年來，國家加快調整工農、城鄉關系，不斷加大對農業的扶持力度，出臺了取消農業稅、實施“四補貼”等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和農民增收的目標得以實現。
　　2011年，糧食總產跨上11000億斤的新臺階，連續第五年穩定在1萬億斤以上，實現半個世紀以來首次連續八年增產，單產和總產均在去年大幅增加的基礎上再創歷史新高。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01年的2366元增加到2010年的5919元，農民收入增幅去年首次快于城鎮居民。不過，在全球農業生產體系中，中國農業的小規模生產面對的畢竟是“大農場、高補貼”。據了解，歐盟2007年農業支持總量達907億歐元，占當年農業總產值的3l%；美國847億美元，占當年農業總產值的34%。而即使在“三農”財政投入不斷加大的情況下，2009年我國“黃箱”占農牧業總產值的比重也只有2.6%。
　　李國祥認為，中國經濟越發展，農業的弱勢性越顯現，這種情況下必須加大國內農業支持。在新一輪農業談判中，發展中國家還是要爭取更大的支持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