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fā)改委、公安部、監(jiān)察部等九部委日前聯(lián)合召開會議，要求確保元旦、春節(jié)前農民工工資基本無拖欠，各地應限時處理集體勞動報酬爭議和小額爭議，10人以上集體勞動報酬爭議當天立案7天內結案。
　　很多網民認為這一規(guī)定完善了監(jiān)管責任，使政府部門成為農民工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堅強后盾。也有一些網民提出，應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guī)，化集中治理為常態(tài)管理，變突擊討薪為制度化護薪。

　　“討薪”維權門檻太高

　　不少網民指出，農民工在與欠薪企業(yè)的利益博弈中，明顯處于劣勢，維權門檻過高，使得“告他拖不起”成為農民工難以承受之重。況且，他們的訴訟能力很差，沒有訴訟時間與法律知識，甚至沒有訴訟費。年關將至之時，他們多以自虐、自辱方式討薪，這反映出農民工討薪的艱難和無奈。
　　署名“天堂無鳥”的微博引用了《中國農民工維權成本調查報告》的相關數(shù)據(jù)：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資，完成所有的法定程序，農民工維權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種花費，歷時11至21天，很多農民工寧愿選擇社會性的討薪。
　　針對近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張立勇替農民工討薪一事，網民“婆婆媽媽”指出，在政府與社會為勞動者積極討薪，“欠薪人人喊打”的大背景下，討薪事件仍然屢禁不止。為什么非得高級別的官員親自過問和出馬才能夠解決問題呢？為什么當這些農民工依法去討要工資時，仍然那么難解決呢？

　　加強源頭治理根除痼疾

　　不少網民指出，九部委聯(lián)合執(zhí)法，給農民工開辟了維權綠色通道，是一項深得民心之舉，顯示出中央對農民工權益的重視。
　　但也有網民指出，把農民工集體討薪的標準定為10人以上，對非集體討薪的農民工產生影響，會引發(fā)新的維權困難。另外，除了年終集中清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行動外，有關部門還應更多關注該痼疾難以破解的原因，從源頭上進行治理，調整和完善法律制度，大幅提高違法欠薪代價，并簡化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理程序，爭取打破畸形固化的用工體制，以制度代替突擊。
　　署名“中終鍾”的微博指出，以欠薪問題最為嚴重的建筑行業(yè)為例，目前存在的不簽勞動合同的用工方式，層層轉包的承包模式，墊資施工的運作模式，都使農民工工資成為“連環(huán)債”中最脆弱的一環(huán)，使農民工從一開始就進入“被拖欠”狀態(tài)，因此，有關方面還需下大力氣打破一些畸形固化的體制，從源頭上進行治理。

　　年終“滅火”不如平時“防火”

　　署名“得心不應手”的微博指出，鑒于今年宏觀經濟形勢及企業(yè)經營狀況等因素，今年討薪要比往年艱巨，發(fā)生拖欠的幾率增高。80%以上的農民工在中小企業(yè)還有房地產建筑業(yè)里面打工，而且據(jù)調查建筑企業(yè)超過七成的工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有關方面必須采取比往年更堅決、更有效的措施保證農民工領取血汗錢。
　　也有網民指出，政府集中精力為勞動者討薪，有利于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但年終算總賬不是治理欠薪的根本之計。與其年終當“滅火員”，還不如前移應對群體性討薪事件的關口，平時做好“防火員”，堅持做好欠薪防范工作，將“滅火式”的集中治理欠薪化為制度性的常態(tài)管理。
　　署名“劉凱玲”的博客指出，欠薪問題的根源除了一些老板無良、勞資雙方權利地位不對稱以外，還在于社會信用機制缺失、相關法律法規(guī)不完善、執(zhí)行力不夠、勞動者維權渠道不暢通。因此，事先建立行之有效的欠薪預防機制十分必要。比如，企業(yè)不交足工資保證金不許開工；采取舉證責任倒置辦法，由用人單位負責舉證，企業(yè)拿不出工資發(fā)放證據(jù)就視為欠薪，依法進行處理處罰；完善社會信用系統(tǒng)，給欠薪單位建立信用檔案，把欠薪者列入信用黑名單，全國聯(lián)網，加大欠薪者的違規(guī)風險與欠薪成本；發(fā)揮企業(yè)工會的作用，由工會與用人單位簽訂集體勞動合同，從源頭上堵住欠薪漏洞。此外，也可建立政府先行墊付制度做為最后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