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紐約祖科蒂公園外，一名“占領華爾街”活動抗議者手持寫有“我們不會沉默”字樣的標語。新華社/法新

    近60多年來，關于美國是否已經或開始衰落有過多次爭論，事實如何，可以商榷。但有一點是具有啟發性的，即美國自建國以來特別是成為超級大國后，仍經常保持憂患意識甚至危機感。正是這種憂患意識，推動美國不斷改革和創新，化解了一次又一次可能的危機，迄今仍保持著超級大國地位。美國持續不斷的憂患意識可以給其他大國應對風險和挑戰，提供諸多啟示。

　　數次“對博”　數次“脫身”

　　1945年8月，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在一次演講中自豪地宣稱：“美國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許是所有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1948年杜魯門在競選連任期間不止一次重復這一主題：“再持續1000年，這個國家仍將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但是，60多年來，美國國內已有五次關于美國衰落之爭。

　　蘇聯衛星上天　美國踏上月球

　　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人類第一顆衛星。美國《時代》周刊評論說：“一顆紅色的月亮使美國人黯然失色，突然間在全國出現強烈的沮喪情緒。”同年11月3日，蘇聯發射了第二顆衛星，并將一只狗送入太空。1960年肯尼迪競選美國總統時還在抱怨，共產主義在世界的每一個領域都在穩步前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成為世界上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蘇聯衛星上天，這是美國遇到的嚴峻挑戰，美國國內開始爭論，美國是否正在走向衰落？華盛頓州參議員亨利·杰克遜甚至要求總統宣布“國恥民危周”，阿肯色州的富布賴特認為，美國所面臨的實際挑戰已涉及到美國社會的“根本”。這次美國衰落之爭的主要影響是，在肯尼迪總統領導下，美國在空間取得了巨大的進展。1961年5月，在宇航員小艾倫·B·謝潑德完成美國第一次繞軌道不滿一周的飛行后不久，肯尼迪要求國會著手制定“阿波羅計劃”。參與實施這一計劃的有成千上萬名科學家、120所大學、研究機構和2萬多生產企業，實際參與者達400萬人，在科研人員中華人占1/3以上。美國舉國上下參與和支持實施的登月計劃被稱為“管理學的革命”案例之一。
　　1969年7月20日下午3時17分，在美國休斯敦航天飛行控制中心，人們聽到了“阿波羅”11號飛船指令長尼爾·阿姆斯特朗從月球傳回的兩句話：“這里是靜海。飛鷹號已經著陸。”12秒鐘之后，世界各地的數十億人得知這一消息證明：美國超過蘇聯而在空間探測領域取得領先地位。

　　利用匯率手段　日本跌入圈套

　　1961年美國總統肯尼迪派特種部隊進駐越南。據統計，越南戰爭期間(1964-1972)美國軍費開發超過2500億美元，占美國GDP的12%，6萬美國士兵死亡，30多萬士兵受傷，1970年美國經濟陷于停滯，1971年出現20世紀以來的首次貿易逆差。
　　1971年7月6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堪薩斯城向新聞界介紹情況時說：“美國不再是從經濟角度來說的世界頭號國家，超群的世界強國，也不再僅僅有兩個超級大國，當我們從經濟角度和經濟潛力來考慮問題時，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他提醒美國人民：“現在，讓我們看看對美國來說這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同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不久所處的地位相比，美國遇到了我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那種挑戰。”美國運用匯率武器，成功地擊潰了日本對美國經濟地位的威脅，有效地應對了美國遇到的這次挑戰。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掛鉤，這被稱為“尼克松沖擊”。美國完全拋棄了金本位制，實際上強化了美元霸權地位。美元與黃金脫鉤特別是美元貶值導致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陷入所謂“滯脹”困境。1985年9月22日西方五國財長和央行行長舉行“紐約廣場飯店會議”后，日元大幅度升值為日本擴大對外投資提供了難得機遇。日本在國內大炒股票和房地產的同時，掀起了全球出擊、“購買美國”的狂熱。據統計，從1985年到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資總額達到4000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其中對美國投資呈現爆炸式增長趨勢，投資額從20世紀80年代早期每年10億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180億美元。日本代一保險公司買下花旗銀行在紐約總部的大部分資產，索尼公司于1989年以數十億美元收購了美國電影業巨頭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到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投資者在美國購買的不動產占美國不動產總量的10%。1991年出版《即將與日本發生戰爭》一書作者認為，冷戰后美國的頭號敵人已是日本。與此相呼應，美國媒體普遍刊載“日本威脅說”等文章，宣稱比蘇聯更可怕的是日本的經濟侵略。克林頓交給《日本第一》一書作者、哈佛大學教授艾茲拉·伯肯魯一個任務，讓其研究如何不讓日本成為世界第一。美國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表示，決不能讓日本成為冷戰后的贏家。
　　匯率戰并未改變美國對日貿易逆差地位，直到2002年，日本對美國貿易順差仍達609.9億美元，占日本外貿順差總額794.2億美元的80.9%。但是，美國運用匯率武器沉重地打擊了日本整體經濟。到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經歷“失去的20年”后，日本經濟仍在谷底徘徊。如今，日本已經不是爭世界第一，而是與美國整體經濟差距重新拉大。

　　實施星球大戰　耗盡蘇聯能量

　　俄羅斯總理普京曾將蘇聯在1991年解體稱為“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2011年8月17日在接受英國《衛報》獨家專訪時列出了至少5個失誤，不僅導致他本人的下臺，還造成蘇聯解體。西班牙《起義報》10月1日刊登法國《外交世界》月刊前主編拉斯內特題為《新的“世界體系”向多極化發展》的文章指出：當年，美國強行把蘇聯拖入軍備競賽，耗盡了蘇聯的實力，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雇員、曾參與策劃瓦解其他國家的施魏策爾在《里根政府是怎樣搞垮蘇聯的》一書介紹，1981年初里根入主白宮后立即與美國安全委員會和內閣中少數要員制定了搞垮蘇聯的戰略和政策。3月26日，里根總統在日記中寫道：“蘇聯經濟匯報會。他們的境況極其糟糕，如果我們能夠切斷對他們的信貸，他們就不得不呼喊‘大叔’，不然就得挨餓。”蘇聯經濟嚴重依賴石油出口，由于油價上漲，從1973年到1982年，蘇聯石油出口增加不到一倍，而收入增加了14倍。1981年4月，美國中央情報局長凱西到中東和西歐，以供應武器為條件說服主要產油國增加產量、降低油價。到1986年8月，國際市場油價從1980年11月每桶57.17美元降至每桶7.9美元。油價下跌大大加劇蘇聯的經濟困難。1983年3月23日，里根提出實施戰略防御計劃(即“星球大戰”計劃)。從1986年到1990年，蘇聯軍費開支年均增長8%，幾乎是國民收入增長的兩倍，曾達到占GDP1/4難以承受的水平。曾任蘇聯外長的別斯梅爾特內赫指出，美蘇軍備競賽加速了蘇聯衰落，蘇聯將軍卡盧金認為，美國實施搞垮蘇聯的政策成為蘇聯解體的催化劑。
　　美國花費數萬億美元同蘇聯進行軍備競賽的同時，在國內大幅度降低富人稅率，實施被稱為“劫貧濟富”的稅收政策，導致財政赤字急劇增加。里根在位8年期間，財政赤字達到13387億美元，超過從美國建國到1980年206年財政赤字之和。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1987年出版《大國的興衰》一書，其中一節是“相對衰落的美國”。美國是否衰落？在美國又一次引起爭論。美蘇區別之一是如何對待經濟結構調整。從1964年起，蘇聯領導層已把改革束之高閣，特別是石油價格上漲后，蘇聯領導完全高枕無憂了，1973年蘇聯第一次成為糧食凈進口國，美國中央情報局向里根提供的資料顯示，蘇聯軍工技術的50%是從西方獲得的并越來越多依賴從西方進口消費品。里根在1983年成立了“工業競爭力總統委員會”，經過官員和專家們一年半的調查研究，里根政府明確提出，要調整產業結構，目標是提高國際競爭力，重點發展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的高技術產業。到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執政八年期間，美國經濟從工業經濟時代邁向知識經濟時代，從1991年3月到2000年12月，美國經歷了歷史上最長的經濟擴張期。到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后，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

　　十字路口　兩種前景

　　2001年9月11日，美國金融和經濟中心紐約與政治中心華盛頓遭到恐怖襲擊。美國《波士頓環球報》2003年9月14日刊登該報撰稿人勞拉·塞科爾題為《那種沉淪的感覺》一文認為，“9·11”標志著一個重大轉折，對于美國經濟和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都是如此。文章介紹曾任克林頓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喬治敦大學國際關系問題專家查爾斯·庫普錢2002年10月出版《美國時代的終結》一書中的看法：“從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的‘前后矛盾和不一致的行為，可以明顯看出美國現在無法找到停靠的歸所而四處漂泊。”法國《回聲報》2011年9月5日刊登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特別顧問多米尼克·莫伊西題為《“9·11”與“美國世紀”的終結》的文章認為：“2001年9月11日或許是一個歷史時刻，它并不是新世紀的開始，而是‘美國世紀’終結的開始。”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的最嚴重金融危機，始于2007年12月延續到2009年7月持續18個月的美國經濟衰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收縮時間最長、損失最重的一次經濟衰退。“美國衰落論”進一步盛行。美國學者法里赫·扎卡里亞2008年出版的《后美國世界》一書中寫道，世界在過去500年內曾經發生三次結構性的權力轉移，第一次是15世紀前后西方世界的崛起；第二次是19世紀末開始的美國的崛起，美國迅速成為世界頭號強國；當代世界正在經歷現代史上第三次重大的權力轉移，世界歷史正邁進一個多元勢力共同支撐的“后美國時代”。但扎卡里亞反復強調，“后美國世界”不是一個美國衰落的世界，而是一個“他者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的世界。美國《外交政策》雜志2011年1/2月號刊登英國《金融時報》專欄記者迪恩·拉赫曼題為《重新思考“美國衰落”》一文認為，受中國的潛在優勢全面且突出、美國自身優勢日益削弱、全球化發展偏離美國的意志等因素的影響，“美國衰落”很可能成為現實。美國《紐約時報》2011年8月7日刊登托馬斯·弗里德曼題為《共贏還是共輸》的文章認為，美國正在經歷“緩慢衰落”，“因為我們的國家正在經歷最可怕的衰落——一種緩慢的衰落，慢到我們可以不斷地欺騙自己說，只要未來與過去大抵差不多，就根本沒有必要實施改革。”
　　美國公共事務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實力的未來》一書中認為，把21世紀大國權力更迭簡單描述為傳統霸權的衰落是不準確的，美國在未來幾十年仍將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強大。在未來幾十年內，人們不會看到一個“后美國世界”的出現。美國《華爾街日報》2011年7月2日刊登美國巴德學院教授沃爾特·米德題為《未來依然屬于美國》的文章認為，面對21世紀的挑戰，沒有哪個國家比美國更有優勢來抓住機遇或處理危機。對美國而言，地緣政治形勢有利，意識形態氣候回暖，與20世紀相比，21世紀美國的影響力將更大。新加坡《海峽時報》2010年5月17日介紹，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預計，后美國時代可能還需要30-50年。中國的軍事技術和民用技術都無法與美國相比，購買力也與美國相差甚遠。在30、40甚至50年時間里，東盟將從美國而不是中國獲得更大利益。
　　《國際先驅導報》2011年9月16日-22日一期刊登紀念“9·11”十周年訪談文章介紹了幾位學者的觀點，其中美國凱托學會高級研究員何泰德·卡彭特認為：美國目前正處在十字路口，它可能朝任何一個方向前進。筆者認同這種看法，美國是走向衰落還是保持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地位，關鍵在于美國能否調整對內對外戰略和政策，特別是能否在科技、體制和政策等領域再次率先有所創新和突破。

　　美國衰落之爭的啟示

　　綜觀美國235年歷史，美國國內的憂患意識甚至危機感就不曾中斷過。正是這種憂患意識甚至危機感，推動美國科技、體制和政策不斷創新和改革。美國衰落之爭為其他大國如何抓住機遇和應對挑戰，提供了幾點寶貴的啟示。

　　憂患意識甚至危機感

　　奧巴馬總統2009年就職演講中說：“現在我們都深知，我們身處危機之中。”不僅政治家有憂患意識甚至危機感，而且學者、媒體人和包括移民在內的美國廣大群眾能夠協力應對風險和挑戰。
　　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離開白宮11年后在2011年11月推出《重返工作》新著，他在聲明中說：“我寫這本書是因為我熱愛祖國，對我們的未來感到憂慮。”學者們爭論美國是否衰落重點也是為政府如何應對挑戰出謀劃策。扎卡里亞新著《后美國世界》的著眼點是如何應對“他者的崛起”，如何在一個權力日益分散的國際社會中繼續發揮領導者的作用。扎卡里亞認為，只要美國應對得當，這次權力轉移仍將首先有利于美國。約瑟夫·奈在《實力的未來》一書中建議：美國需要構建將軟、硬實力資源有機結合的“巧實力”戰略。
　　托馬斯·弗里德曼2011年8月7日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共贏還是共輸》的文章建議：“我們需要幫助民眾去杠桿化，削減某些開支，增加某些稅收，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并且以此作為國家復興的綜合戰略。如此龐大而復雜的計劃單靠一黨是無法完成的。這需要國家在出現緊急情況時通常會采取的集體行動。我們越是早些團結起來，效果就越好。”
　　2011年9月17日開始的反華爾街活動，到10月8日已經蔓延到波士頓和華盛頓，從“占領華爾街”到“占領華盛頓”，抗議活動規模越來越大。這次美國的群眾抗議活動，矛頭主要指向少數富豪的貪婪和腐敗。抗議者敦促政府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一些學者認為，這次抗議活動將推動政府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和加強金融監管。

　　抓牢科學技術和創新能力

　　1850年，美國結束了完全照搬歐洲技術的歷史，走上工業技術創新之路。電力技術革命起源于歐洲，完成在美國。在美國，貝爾1876年發明了電話，愛迪生1879年發明了電燈，這些發明照亮了人類實現電氣化的道路。世界范圍內興起的電氣化熱潮，使人類迎來了“電氣化世紀”，完成了人類史上第二次技術革命。
　　1903年，美國在自行車行業工作的萊特兄弟在滑翔機上安裝12馬力汽油發動機，試飛成功，標志著人類進入航空時代。自20世紀初以來，核武器、計算機等重大科技成果都是首先在美國完成的。1946年美國制成了世界第一臺電子計算機ENIAC，拉開了第三次技術革命的序幕，開辟了一個計算機科學技術的新紀元。
　　100多年來，美國綜合科技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一直居于世界領先地位，主要原因是美國妥善解決了宏觀協調與科技人員自由創新相結合的問題。1937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給國家資源委員會的信中強調，科學研究是“最偉大的國家資源之一，聯邦政府在鼓勵支持科學研究方面的作用要重新考慮。”1943年6月，美國國防研究委員會擴展為國家科學研究與發展局，萬尼瓦爾·布什為主席。1944年11月17日，羅斯福總統致信布什，要求他研究如何把國家科學研究與發展局戰時的經驗“用在未來和平的日子里，增進國民的健康、創立新的企業并增加新的就業機會，提高國民的生活水準。”在由杰出的科學家所組成的四個顧問委員會的協助下，布什主持起草的《科學——無盡的前沿》報告于1945年7月19日發表，“報告”試圖在政府支持、資助科學和保障科學家的自由探索精神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試圖在國家與科學家之間、政府與科學共同體之間建立一種前所未有的協約。政府有效宏觀協調和保障科技人員自由探索的科學研發環境，吸引大批科學家流向美國。1942年8月美國開始實施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頓工程”，在研究設計和制造第一顆原子彈的洛斯阿拉莫實驗室共設七個研究部，這些部門都由移居美國的歐洲著名科學家領導。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0年發表的一項報告顯示，全球62%的“明星科學家”集中在美國，仍有大批精英源源不斷地流向美國。

　　適時調整體制和政策

　　美國人不止一次擔憂國家實力衰落，但都沒有發生。扎卡里亞認為，原因在于美國體制富于靈活性，善于應變，能及時糾正錯誤并進行相應調整，從而恢復實力，阻止了美國走向衰落。
　　1929年美國爆發大危機后，民主黨人羅斯福在競選期間，指責“壟斷限制了各種機會”，把政府看做是希望所在。1933年3月4日羅斯福就任總統后實施“新政”的核心內容是加強政府干預，率先實現了政府干預(“有形的手”)與市場機制(“無形的手”)相輔相成，新政的基本精神被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采納并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經濟陷入“滯脹”困境。
　　1980年共和黨人里根在大選期間把批評指向政府，執政后鼓吹自由化，要求結束政府對經濟的過多干預，導致壟斷進一步加強和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從1988年到1998年，鐵路行業五大公司占有市場份額從59%提高到76%，五大百貨公司占有市場份額從46.5%升至75%，波音公司并購麥道公司后幾乎獨霸美國飛機制造領域市場。到2000年，1%最富家庭支配著全國財富的近40%，而40%貧困家庭擁有的財富僅占0.2%。
　　在美國深陷經濟衰退、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下降的形勢下，奧巴馬抓住機遇，高舉“變革”大旗，贏得大選的勝利。但是，奧巴馬執政三年的成就不大，債務急劇增加，失業問題日益嚴重，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美國正處在一個關鍵轉折點，奧巴馬能否獲取連任，繼續進行變革？或者在2012年大選中出現一位羅斯福式的政治家，扭轉乾坤？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美國是走向衰落還是繼續保持超級大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