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飽肚子”,“多找票子”,“過好日子”——從爺爺張世昌,到姑父王洪舟,再到27歲的張勇——貴州省畢節地區黔西縣林泉鎮韋寨村張勇一家三代,分別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新世紀初和現在,先后擔任村里的支書。
三代人,雖然所處環境不同、工作重心各異,但他們都敢闖敢試,能夠帶領村民走出一條符合當地實際的發展路子,努力幫助群眾“過好日子”。韋寨村的時代變遷,也是畢節試驗區滄桑巨變和畢節人不畏艱辛、迎難而上精神面貌的一個縮影。
第一代:“坡改梯、土變田”解決“肚子”難題
從黔西縣城驅車20多分鐘,見到一大片在黔西北地區上少見的綠油油田壩(即山區小盆地)時,就已抵達韋寨村。波光粼粼的池塘、枝繁葉茂的葡萄、競相爭艷的花卉,這里頗似貴州高原上的“小江南”。
“要不是爺爺和姑爹他們這兩代村干部,做出完善規劃,并嚴格控制宅基地,這片900多畝的田壩很難保留得這么完整。”韋寨村現任村支書張勇感慨道。
由于患有腦血栓,78歲的爺爺張世昌如今臥病在床,無法說話。但張勇經常會坐在爺爺床邊,告訴他村里的事情,“雖然無法交流,但爺爺要是認為我們做得對,他就會點頭,否則就搖頭”。
“40年前,他剛當村支書時,韋寨村還是‘遠看像口塘,近看茅草房,進門彎腰桿,出門坐石包,喝茶大缸水,烤火谷草樁’。全村約十分之一的農戶全年收成不夠一家人吃,只能靠救濟,因此帶領全村人盡快解決溫飽,是他們這一代村干部的頭等大事。”張勇的姑父王洪舟回憶。
解放后當過當地青年團團長的張世昌,自1967年開始,擔任村支書。為解決村民餓肚皮的問題,他帶領黨員群眾投工投勞,修通溝渠,將旱地變成水田;平整土地,將山坡改為梯田,使全村增加了上千畝田地。村民糧食問題迎刃而解。
治安差,也長期困擾著村民。
“韋寨村位于三個鄉鎮交界處,偷牛盜馬案件多發,上世紀90年代,村里平均每年約有50頭牛、羊等大牲畜被偷,村民外出務工時,都要留下一部分勞力看家。”1992年進入村委會的村主任施安明說,張世昌組織全村黨員和群眾,按村民組成立巡邏隊,每天查夜巡邏,治安情況大為改觀,“村民出去打工,也就沒有了后顧之憂”。
“爺爺曾說,一名共產黨員,就是村里的一個標桿,要為人厚道、辦事公道、誠實守信,心里要有老百姓。”張勇說。
爺爺做到了這一點,老百姓也看在眼里。韋寨村村民李修權說,盡管當初拒絕了不少村民提出的將房屋就近修在田壩中的要求,得罪了不少人,“但他在群眾中依舊是一呼百應”。
第二代:養殖和旅游雙管齊下增加“票子”
由于年近70歲,張世昌老人在2001年卸任村支書,正在韋寨小學當校長的女婿王洪舟,有一定文化,且擔任過鄉干部,被推選為新一任的村支書。
“通過岳父他們這一代人的努力,村子里的溫飽問題雖然解決了,但農民口袋沒有閑錢的問題隨之而來。”54歲的王洪舟回憶,自己剛上任時,村民的主業就是單純的種地、養豬,“種地收入少,養豬戶均還不到兩頭,人均收入不到1000元。不少村民認為,韋寨村田地不多,就是刨地三尺,也富不起來。”
王洪舟開始動腦子、想辦法。他從發動村民辦養殖入手,到鎮畜牧所爭取來養殖項目,為村民免費發放雞、鴨、豬等牲畜幼崽,邀請技術人員為村民開辦養殖技術講座,提供跟蹤服務。
“先養的村民嘗到甜頭后,一戶帶一戶,五年后,全村平均每戶每年養雞100多只,生豬出欄10頭,村民的人均收入也達到了3100多元”。王洪舟說。
“當時國家正在大力支持新農村建設,因此我們就要做到‘地無閑地,人無閑人’。因此,在鼓勵村民養殖或外出打工之外,將韋寨村的未來發展瞄準了鄉村旅游。”王洪舟說,韋寨村離縣城近,自然環境好,當初就感覺,發展鄉村旅游肯定錯不了。
清理完韋寨大溝河后,王洪舟帶領村兩委,組織黨員群眾在河畔兩側建起葡萄長廊,同時將小部分水田改為池塘,修建亭院,鼓勵村民建起第一戶農家樂。
幾年下來,鄉村旅游已成為韋寨村民收入中的重要來源。目前,全村有7家農家樂,每月平均接待游客1200人。尤其是進入春季,到了周末,游客需要提前預訂位子。
王洪舟說,在他的任期內,國家出臺了許多強農惠農政策,中央一號文件連續關注農村,支持農民增收,后來還免了農業稅,這一代剛好趕上了這個農村大發展的好環境和好時候,“只要用心為全村發展著想,為群眾利益著想,就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路子”。
第三代:借助外力幫助村民過上“好日子”
由于身體健康原因,當了兩屆村支書后,王洪舟主動請辭,鎮黨委隨即推薦擁有大專學歷的張勇參加村支書競選。在差額競選中,張勇從6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成功當選村支書。
張勇說,他以前一直夢想著走出大山,到城市尋找發展空間,因此從未想過要回村里工作,“剛上任時,經驗不足,我都是帶著爺爺的‘面具’在工作,有什么困難都得請爺爺來幫忙”。
熟悉工作環境和內容后,張勇開始四處奔波,為村里招商引資,“韋寨村僅靠自身力量,很難再有新的突破,我們必須引進有技術、有資金、規模化的企業進來辦工廠、建基地,才能讓韋寨村的發展再上一個臺階”。
開村兩委會議時,爺爺張世昌常常參加,但爺孫倆也會因工作思路的不同而爭論。
“村里修水泥路時,我們的意見是道路要修直、修寬,便于交通,而爺爺的想法是要修窄點,彎點,這樣少占田地。最后,還是爺爺妥協了。”張勇說,雖然老一輩在發展思路和工作方式上不如年青一代靈活,但他們擁有豐富的群眾工作經驗,值得學習。
經過努力,張勇帶領村兩委引進了大型養殖場、辣椒場、花卉基地等5個項目,投資總金額達2000多萬元。規模化基地落戶,也帶動了村民開展專業化養殖。通過“公司加農戶”模式,韋寨村成立了養豬專業合作社,會員達到54戶,其中養殖大戶18戶,全村生豬年出欄量超過2萬頭,人均收入達到了5500元,“我只是站在了爺爺和姑父他們打好的基礎上”。
“農民住的從最早的茅草房,到平房,到如今住進小樓房;吃的也從僅求填報肚子,到偶爾有頓肉吃,到現在的豐衣足食,黨和國家的政策越來越好,韋寨村的變化也越來越大、快。”王洪舟說,相比老一代,年青一代村干部更能了解和適應時代潮流和市場規律,更懂得借助外力,“岳父和我們可能更多關心的是眼下,而他們看得更遠一些”。
張勇說,要當好村支書,不能僅僅滿足于老百姓吃飽肚子、兜里有票子,關鍵還是得干出實事,讓發展意識強烈的“新農民”都能過上好日子,“雖然時代在變,村支書的工作重點和方式也在變,但只有為老百姓著想,才能獲得大伙信任。這點傳統,一直沒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