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世界政治評論》網站不久前發表一篇文章，題為《2011年的金融危機：為什么這一次不一樣》，主要分析了5方面的不同。
　　該文章指出，兩次危機之間的第一個重要區別與處于每次風暴中心的“有毒資產”的性質有關。2008年，銀行之間的短期貸款——從許多方面看是全球金融體系的生命線——利用對愚蠢的投資可能造成貸款合作伙伴破產的擔心。美國財政部承認，為了讓信貸再次流動，必須把壞賬清除出這個體系。
　　目前，解決辦法沒有這么簡單，因為目前處在危機中心的壞賬已經公開。如今，銀行間貸款就像2008年底一樣正在收緊，不是因為金融機構在提防抵押貸款方面的糟糕投資，而是因為它們擔心對政府本身的糟糕投資。
　　兩次危機之間第二個相關區別是地理上的。2008年，危機的中心是一個國家，而目前危機的根源是有17個成員的歐元區。3年前，美國的決策者只需要自己討論適當的應對措施；如今，歐洲有預算盈余的經濟體的決策者與存在赤字的經濟體的決策者，因截然不同的優先選擇互相爭斗。因為歐元區自己都無法達成一致，七國集團無法達成協調的行動就不足為奇了。　
　　第三，2008年的危機讓決策者大吃一驚，而且突然達到了最低點。雖然有一些預警跡象——即那年春天貝爾斯登公司破產——但是當雷曼兄弟公司也破產時，世界領導人基本上是毫無防備的，給全球金融體系帶來了沖擊波。決策者沒什么時間做出反應，當然也沒有時間就適當的應對措施爭論不休。在國際上，二十國集團的緊急會議在數周內召開，做出了強有力的集體反應。
　　相反，目前的危機是緩慢發展的。如果說2008年的危機像遭受水刑的話，那么2011年的危機就像坐水牢。其癥狀是逐漸顯現的，使政治家有時間去爭辯、停止、只同意下一個權宜之計，只要能把問題再拖延一兩個月。這一點在歐元區解決好幾個成員面臨的債務危機時最明顯。它們沒有達成能徹底解決問題的大膽的辦法，而是逐步采取行動，只同意采取防止近期內主權債務違約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行動。在國際上，同樣的方法似乎很普遍，主要經濟體都采取了觀望態度。簡而言之，發展緩慢的危機讓人缺乏緊迫感�！�
　　同樣與2008年不同的是，2011年的危機因為債務和赤字問題上的政治斗爭而復雜化。雖然債務程度3年前就成問題，但并沒有高度政治化。如今，從雅典到華盛頓，關于不可持續公共債務的長期擔憂壓倒了對增長停滯和二次探底可能性的近期擔心。在歐洲，這已經使加強對預算紀律的集體監督的呼聲壓倒了深化經濟治理的需要。在華盛頓，類似的變化推動著美國的“債務危機”�！�
　　當然，發達經濟體的主權債務必須得到控制，歐洲加強預算紀律是非常好的目標。但是尋求這些目標不應影響這些國家阻止其經濟重新陷入衰退的行動。專注長遠已經使決策者看不到正在迫近的信貸危機、乏力的增長和高失業率�！�
　　最后，央行——正是這些經濟決策者最熟練地應對了上一次危機——已經沒有其他應對辦法的事實讓2011年的危機進一步復雜化。利率已經到底，貨幣政策不可能再放寬。美聯儲和歐洲央行都承擔起責任，向金融系統注入流動性并購買政府債券，但這些戰略的效果是有限的，美聯儲不愿實行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就證明了這一點。這意味著如果會出現進一步刺激行動，將來自于預算政策，由政治領導人而非央行做出艱難的決定。
　　因為這些原因，2011年即將出現的金融危機不是2008年危機的再現，國際反應也不是。這一次，世界發達經濟體不是像3年前那樣通過合作降服危機，而是選擇了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