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喬布斯不可復制。
　　但是，這樣一個天才誕生于美國，卻有美國產生喬布斯式人物的制度背景、硅谷文化和人生哲學的基礎。喬布斯可以說代表了很多美國文化的元素，比如，他是美國夢的代表，他是美國文化所倡導的創新的引領者，更重要的是，他坎坷的身世和一次次失敗的經歷，更是代表了美國硅谷文化——寬容失敗的精髓和靈魂。
　　喬布斯之意義在于給任何一個國家都提供了一個如何培養“自己的喬布斯”的制度性思考，這是喬布斯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寶貴的遺產。
　　美國被標榜是一個崇尚自由和變化的社會，而這種文化精神的內核是鼓勵冒險、寬容失敗、勇于創新和不斷進取，這些都是喬布斯成長的重要沃土，風險投資健康發展的沃土。喬布斯能夠無拘無束地穿越各界障礙，在技術和藝術之間無縫隙的穿越，靠的就是這種寬容失敗的文化。而這種文化尤以美國的硅谷為代表，在美國硅谷，人們能深切感受到，硅谷最大的特色并不在于企業的技術優勢，而在于其獨特的文化氛圍。英國《經濟學家》雜志曾經指出：硅谷的優美之處是它那能夠產生相互激勵的文化結構。它包括對失敗者的寬容，對所謂“背叛者”的寬容。在這種文化里，喬布斯本身是一個偶然，但在喬布斯的后面，卻是由大量的這種不斷創新，迎接挑戰的個體組成的龐大群體，喬布斯是這個群體的燈塔，但喬布斯并不孤獨。
　　喬布斯的離去，引發了全球對喬布斯現象的思考，中國也不例外，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外國人的離去如喬布斯這樣引發人們自發的緬懷和深思。對于中國而言，在“創新型國家戰略”的指引下，也在做著全方位的努力，以期實現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嬗變與飛越。應該說，在各界的努力下，中國創新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但畢竟沒有出現喬布斯一樣的領袖級的人物。我曾經一直思考，代表中國創新搖籃的中關村和美國硅谷之間最大的距離究竟是什么，很顯然不是空間距離，而是制度的距離，特別是寬容失敗的文化和創新的精神。
　　在美國硅谷，有冒險創新的精神、誠實經營的信用環境以及尊重個人價值和權益的人文傳統，而中國的傳統企業文化和“硅谷精神”事實上是不相容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文化倡導服從，倡導知足常樂，并以失敗為恥辱，這種文化已經深深根植于我們的每個神經里面。就創新和企業的成功而言，中國文化里對成功的過度渴求導致了很多短期化的行為，而這種短期化行為尤以通過造假包裝上市以及全民投資房地產為甚，在這樣一個浮躁的環境里，是不會寬容失敗的，也就不會產生喬布斯式的人物。
　　中國風險投資的倡導者成思危先生曾經表示，中國要實現從“軀干”國家到“大腦”國家的轉型，關鍵還在于制度創新，要重視制度創新，就是要鼓勵創新不怕失敗，容忍合理的失敗，這樣一種文化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誠哉斯言！中國要培養喬布斯，關鍵是要改變快餐式的成功學，關鍵是要培育有耐心的寬容失敗的文化軟環境，吸引年輕人去創業，去創造財富和創新，而不是鼓勵大家爭相投身公務員隊伍，僅僅做分配財富的食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