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普遍認為“三公”經費公開是一個重要的改革方向，但是籠統的數字和公開的程度卻讓一些人質疑這離真正的公開差距甚遠。新華社發（楊樹山/繪）

    中央單位公務接待一年花費超過14億，而尚未完全公開的地方公務接待費用則無從計算，這成為“三公消費”泛濫的一面鏡子。如今，治理公務接待腐敗這一頑疾到了勢在必行的時候，而專家也為此開出了各種“藥方”。

　　公務接待是一筆糊涂賬

　　最近，業界最熱的話題莫過于中央單位“三公”經費的公開。據記者了解，截至8月9日，已有94個部門公開了“三公”經費，這表明中央單位的“三公”經費公開進入尾聲。
　　在已公開的“三公”經費中，記者統計發現，除了被業界質疑的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占“三公”經費六成以上之外，用于公務接待的費用竟然達到了143799.2萬元，而財政部公布的中央本級“三公”經費財政撥款預算中，公務接待費則高達15.19億元，其中，國稅總局(含全國)2011年公務接待費預算額最高，為6.67億元，平均每工作日花182萬元。
　　此外，在2011年公務接待費預算中過億的有兩個部門，除國稅總局(含全國)外，還有質檢總局，超過1.13億元；而國家文物局、體育總局、宋慶齡基金會、國家能源局、工信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國家外匯管理局7家單位的公務接待費比去年決算增長幅度在50%以上。
　　在中央單位相繼晾出“三公”經費后，北京、上海、陜西等一些地方政府也公開了自己的“三公”經費，其中公務接待費同樣“壯觀”：北京7月21日公布的2010年公務接待費為0.9億元、陜西省政府7月25日公布的2010年公務接待費為2.05億元、上海7月28日公布的2011年公務接待費預算為3.3億元。
　　不過，一個個令公眾咂舌的公務接待費用數據背后卻是一筆糊涂賬。記者試圖了解這些龐大費用具體用于何處，其中吃喝、住宿、禮品等各種費用各是多少，但從官員到專家沒有一人能說出其中的大概數字，相關部門也只是籠統的對數據進行了解釋：國稅總局說“職工眾多，分攤之后其實數字不大”；中科院認為高達九千多萬的接待費接待外賓多；國家文物局對“今年公務接待費預算較去年決算增加100余萬”的回應是，因為有7個與中國簽署文化交流協議的國家，因受各種因素影響，未能如期派出政府代表團訪華，造成當年公務接待費支出相應減少。
　　此前，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曾表示，公務接待費用的主要出口是各個行政單位的“小金庫”及下屬部門、相關公司宴請領導干部等花的錢，也就是“請吃”和“吃請”，這根本體現不出來，“據我所知，目前國內還沒有一個權威的調查統計可以準確反映公款吃喝費用的總量”。
　　事實上，公務接待費高昂受到質疑已非一兩天。早在2008年11月29日央視播出的“新聞1+1”節目中，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特約研究員的北大法學院教授王錫鋅就曾透露，中國用于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公車的開支，一年高達9000億元，占行政開支三成。數據出來后，各界紛紛引用，但財政部當時稱這一數字“嚴重失實”。不過，王錫鋅強調，這個數字理應由權威部門公布，然而一直沒有這么做，因此社會上才會有各種的猜測。而已退休的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也說：“我一直想了解這個數字究竟有多少，但一直都看不出來。”他表示，由權威部門把相關的統計數字公之于眾是最理想的。
　　然而，現在看來，相關部門的作法和態度表明，要讓公務接待費短時間內透明化并不容易。　

　　“瘋狂”的公務接待消費

　　隨著“三公”經費的公開，盡管數據不太清晰，中央單位的公務接待消費還是多多少少給公眾畫出了一個大概的輪廓，而地方政府和央企的公務接待消費卻如一個無底的“黑洞”，無從探知。
　　盡管目前對地方政府和央企公務接待消費并沒有一個權威的總體數字，但人們的普遍感覺非常龐大。我們可從一些地方公布的具體數據對此大體加以推算。如，湖北襄樊市財政局、老河口市財政局課題組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在2000年，老河口市行政事業單位招待費就達到了1980萬元，占行政事業單位財政支出的18%。
　　不僅如此，近年來曝出的連串事件也佐證了公務接待消費的“瘋狂”。
　　今年3月，一則名為《考察組到我市是考察還是公款吃喝旅游？》的網帖在各大網絡論壇熱傳。帖子曝光的是一份廣西崇左市名為“考察組”接待安排，實為“公款吃喝旅游”的方案。方案顯示，“考察組”于2011年3月28日至31日“考察”4天，卻只開兩個小時的會，其余時間全是吃喝玩樂。盡管最后廣西崇左市委辦公室負責人稱，這僅是一個接待安排草案，實際并未執行，但專家認為，這像一面鏡子一樣反映出“三公消費”在某些地方泛濫的情況。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鐘茂初說，類似這種借會議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實的事例，在現實中并不少見。
　　事實說明，廣西崇左并不是一個孤例：華聲網友論壇2009年5月20日曝光江蘇省江陰周莊醫院院長一頓飯消費5586元、2009年7月有網站貼出福建省南安市華僑中學5個人吃一頓飯2870元，四個月吃掉19萬的消息、網友“ooqpqp”2011年1月1日在天涯雜談發文稱，2010年3月8日東莞市中堂鎮一次政府接待用餐花費了3萬多元，并貼出了這頓價值32436元的午宴賬單、有網民今年2月微博爆料：“上海市盧灣區紅十字會公款天價大餐，在上海慧公館一餐花費近萬”，帖上的發票顯示，付款單位為“上海市盧灣區紅十字會”，消費9859元，時間是2011年2月28日，收款單位則為慧公館餐飲管理有限公司……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去年夏天，公務接待還“壓垮”了山西平遙古城，繁重的公務接待任務使本身就不寬裕的當地財政更加捉襟見肘，甚至連古城保護都經費困難。
　　實際上，公務接待吃天價飯、喝高檔酒、住豪華店，進娛樂場所奢華消費的現象已經見怪不怪。只要能與公務接待沾上邊的，都要由公家埋單，公款旅游、私客公待、公款送禮等現象很普遍。公務接待成了個筐，什么費用都可往里裝，而許多無實際內容、無明確任務的參觀學習、培訓考察和會議，以各種名義發放的補助、津貼，造成了公務接待費用過快增長，導致了財政資金的嚴重浪費。

　　治理公款吃喝須下猛藥

　　長期以來，公務接待費一直居高不下，成為民眾詬病的頑疾，究其原因，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一是目前相當多的公務接待費用在預算外循環，很難掌握具體數目；二是在各級政府預算及其執行的權力分配格局中，實際決定權掌握在政府而非人大手中。政府既是預算的編制者，也是預算的執行者，人大難以監督。
　　現行的《行政事業單位業務招待費列支管理規定》制定于1998年。根據該規定，地方各級行政事業單位的業務招待費，“指在接待地發生的交通費、用餐費和住宿費”，“開支標準……不得超過當年單位預算中‘公務費’的2%”，而“中央級行政事業單位的業務招待費不得超過當年單位預算中‘公務費’的1%”。但是，“對于公務費中財政安排的專項會議費、專項器具設備車船保養修理費及其他一次性專項經費，在計算業務招待費時應予以扣除”。
　　不過上述接待活動中，其實際開支也難以詳細計算——比如用于接待的酒店、活動場所等各項設施，尤其是各級行政事業單位所轄的“內部招待所、酒店”，其建設、改造投資不列入招待費科目，屬于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資，或者專項基金。而且，在實際操作中，各種各樣的公務接待名目繁多、形式多樣，很多地方花的接待費用更是一筆糊涂賬。雖然中央明確要求公開透明，但由于接待關系多發生在政府部門之間，對很多普通人來說，公務接待的次數、標準、費用難以獲知。
　　因而，汪玉凱說，“公務接待消費必須全部納入預算，并且公開接受媒體、公眾的監督。另外，必須依照合理的原則，制定每個級別招待的規定和標準，并對違法者嚴格問責。”
　　除了信息公開，竹立家認為，加強執行力也是關鍵，“制度檢查、監督不夠，許多法規條文寫在紙上、說在嘴上、掛在墻上，就是落不到實處，本來是剛性的制度可是一到執行環節就被各個部門‘柔化’了。”
　　也有業內人士認為，要用“嚴刑重典”堵住這個“黑洞”。2009年，富潤(浙江)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趙林中曾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了《關于遏制過度應酬、公款吃喝的建議》，呼吁“公款吃喝者侵占和浪費了社會財產，應當對此通過立法定罪”，并建議修改刑法設立“揮霍浪費罪”。而北京一位檢察官方文給公務接待浪費給出的“藥方”是：經費必須卡嚴、監督不可放松、追責動真格。他認為，對公款吃喝歪風就得下狠手。湖南大學廉政研究中心龍太江教授則把制度化、貨幣化、個體化、市場化、公開化作為公務消費改革的方向。
　　不過，有專家表示，公務接待腐敗，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中國沒有公共財政的概念，也缺乏對政府財權控制的監督機制，治本之策是要建立一套科學合理、公正公開的公共財政體系。

    鏈接：“三公”經費如何接受百姓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