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穆迪、標普、惠譽三大評級機構一再警告，當前希臘救援方案讓希臘有違約之虞，后果很嚴重，但德國人仍固執己見，執意要求私人債權方“自愿”參與救援希臘，即在未來3年，這些私人債權人將出資500億歐元。德國的堅持，其實正牽涉了歐債危機背后的道德風險，希臘是道德囚徒，德國則成了維持紀律的道德警察。
　　之所以有道德風險，就是按照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希臘債務危機是咎由自取，可以由市場來調節，只不過結果會是希臘經濟一落千丈，民眾生活大幅倒退，債權人血本無歸。但市場秩序，最終會在痛苦的折磨中恢復。
　　政府出手干預市場，就必然帶來市場道德風險。最簡單的一點，就是救援會使肇事者免于市場懲罰，它們在以后可能犯類似甚至更糟糕的錯誤，引發更嚴重的危機。換言之，道德的底線一旦突破，更不道德的事情將難以避免。
　　對像希臘這樣的主權國家的救援，按照美國前財長魯賓的理論，則可能存在雙重道德風險。一種是與被救助國家有關的，另一種與私人債權方有關。
　　從實踐上看，第一種道德風險，相對較小。因為一個國家陷入債務危機，其領導人通常會為金融決策錯誤付出高昂代價；而在最后一刻得到拯救免于毀滅的羞辱，也將促使這個國家痛定思痛，某種程度上改變冒險政策。
　　但第二種道德風險，卻著實不小。如果私人債權方免于損失，它們就無法吸取教訓，就可能在以后的投資活動中，追求更高收益而不顧風險，從而破壞市場體系的紀律。更何況，外部的巨額救助資金，也是其他國家納稅人的錢財，這些血汗錢去救助了別國的資本家(私人債權方背后基本都是資本家)，這顯然有違民意，嚴重時，更可能引發政治危機。
　　2008年金融海嘯時，美國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助華爾街，避免金融災難進一步擴散。但在普通民眾受危機之苦時，政府還拿納稅人錢去救助危機始作俑者的華爾街，尤其是隨后曝出的接受救助的AIG巨額獎金事件，使美國民怨沸騰，批評聲浪幾乎將當時的美國總統布什和繼任的奧巴馬吞沒，財長蓋特納甚至一度被要求下臺走人。
　　救本國資本家如此，更別提救別國的資本家。在第一輪對希臘的救援中，德國總理默克爾就由于“過于慷慨”在本國受到嚴厲指責，黨內位置幾乎不保。因此，在第二輪救援中，默克爾立場凜然不動：作為最大出資方，德國救助希臘可以；但私人債權方也責無旁貸，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相形之下，來回奔波的法國總統薩科奇則態度曖昧，因為希臘的私人債權方，很多是法國金融企業。德國是歐盟第一大國，救援資金的主要來源。救援希臘，其實就等于間接拿德國錢填充法國人腰包，何樂而不為？但畢竟胳膊擰不過大腿，目前的救援方案，主要按德國的主張制定。
　　如果說美國救助華爾街，觸犯了道德風險，引起了華盛頓的政治麻煩；德國現在則以果斷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道德風險，盡可能地避免了本國的政治風險。但這并不等于說，強拉私人債權方上陣，就不存在新的風險。
　　就希臘而言，私人債權方“自愿”參與救援，其實就等同于陷入“選擇性違約”，這有可能打擊投資者的信心。在金融動蕩中，信心是第一位的，希臘如果無法贏取投資者的信心，將可能長期陷入經濟泥沼。
　　就其他歐洲國家而言，希臘最終“選擇性違約”，是歐債危機倒下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這勢必促使外界懷疑：其他債務問題嚴重的國家，會否會步希臘后塵。處理不慎，這些國家信用評級會下降，融資難度增大，從而使得歐債問題愈演愈烈。
　　從資金量上推算，私人債權方“自愿”參與救援希臘，為歐元區國家省了500億歐元的救援資金；但如果債務危機發展成全面的信心危機，歐元區屆時則可能不得不付出5000億歐元乃至更多。這從某種程度上也可看作是市場道德的風險和定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