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百萬機器人替換工人”，“16省市發布工資增長指導線”，“物價居高不下”。在這三個看似不相干的事情背后，其實都折射出人口紅利逐漸消退、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大趨勢。而這一趨勢正在倒逼中國加快經濟轉型速度。
　　客觀地說，作為一家IT代工企業，1988年進入大陸的富士康最大的優勢在于制造成本低，這一優勢得益于大陸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從本質上講，富士康是資本和勞動雙密集型企業，這就要求企業用更嚴格的管理維持高效率，在思想更加活躍的80后、90后成為主力員工后，勞資矛盾自然更加突出。
　　其實，富士康的發展路徑也是30年來東部省份外向型經濟的發展路徑，即依靠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中國經濟長期保持高增長，其驅動因素就在于充足的要素投入，這受益于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
　　但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勞動人口占比的拐點或許早在2005年就已經到來了。
　　這一人口變化趨勢所帶來的后果：一是勞動力成本上漲推動價格上漲，從而上移通脹水平中樞，這也是貨幣因素以外的推漲CPI的主因，2007年至2008年那輪通脹即外部輸入和人力成本兩方面因素的疊加；二是勞動力供給的約束改變了收入分配，勞動報酬占比上升；三是在人口紅利期過后，儲蓄率緩慢下降，杠桿率下降，投資增速下降；四是反映在宏觀經濟總量上，經濟增長的整體中樞區間將出現明顯的系統性下降。
　　面對這一系列轉化，“富士康機器人”釋放出明確的轉型信號。筆者前期在江浙等地采訪調研時也發現，民營企業最近幾年的轉型升級意愿頗高。
　　“劉易斯拐點”是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其后，非農產業必須提高工資水平才能吸引更多的農村勞動力。現在看來，在越過“劉易斯拐點”后，隨著人口紅利的消退，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漸降低，支持經濟高速增長的發展模式將難以持續。這將引發中國經濟長期驅動力的轉換，倒逼中國加大結構調整、經濟轉型的力度。
　　在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切換的過程中，政府又該做些什么？其一，在要素投入不可持續后，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就轉換到效率的提高，現在看來要依賴科技進步，這也是中央政府對新興產業寄予厚望的原因；其二，在增長動力從投資轉換到消費的過程中，政府提供的公共保障型消費應及時跟上，包括社保、醫保以及現在更為迫切的保障房；其三，在勞動者和資方談判實力懸殊的情況下，政府應幫助改善勞動收入分配；其四，打破各領域有形無形的門檻，給民營企業更公平的投資機會；其五，借助廣闊的領土縱深，做好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的轉移承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