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大量的經濟形態已經金融化，不僅包括資產，也包括負債。 　　●自從中國加入WTO之后，中國在金融領域的開放程度非常明顯。這種開放是不對等、不均衡的。——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

    ●當前經濟安全的主要矛盾是金融問題，如果對金融問題缺乏足夠的認識，很可能引發經濟甚至政治危機。當然，我們也應反對單純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就提出金融鎖國論，甚至全面的經濟保護主義，必須在開放中把握平衡。
　　●金融的一大特性就是不穩定，這與金融自由化相關，與資金的流動性相關，與金融市場的易變性和金融大鱷的貪婪性相關。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的各項經濟要素都不可避免地與國際市場、世界經濟息息相關，由此帶來的經濟安全問題日益凸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對當前中國的經濟安全形勢應當加以特別重視。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利益的競爭是國家博弈的核心，對當前中國經濟安全影響最大的就是金融問題。由于制度建設滯后，權力缺乏有效約束與監督，造成一些金融利益集團與活躍在中國境內的境外利益集團聯手，通過各種方式，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地介入中國經濟決策，對中國經濟安全形成威脅。

　　前幾年談中國經濟安全問題有人說是危言聳聽，含蓄點的稱為居安思危。但是現在看來，中國的經濟安全問題已經愈發凸顯，成為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經濟參考報》：您認為我們應當以怎樣的視角看待當前的中國經濟安全問題？
　　江涌：前幾年談中國經濟安全問題有人說是危言聳聽，含蓄點的稱為居安思危。但是現在看來，中國的經濟安全問題已經愈發凸顯，成為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當前的不安全因素已經積累了很多，比如說外匯儲備的縮水問題，比如說當前物價、房價、原材料價格居高不下，比如說今年還未到用電高峰時期就出現“電荒”等等。
　　分析中國的經濟安全問題，掌握恰當的方法論非常關鍵。首先強調的是，應該全面系統地看待已經發生的問題。要根據實踐的整體態勢，從系統論的角度加以分析。另外，還要考慮矛盾論的分析方法，緊抓問題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已經發生的某一個現象，往往當時并不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一旦經過系統的放大，就可能導致危機產生。比如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當美國次貸危機剛發生的時候，沒有多少人意識到會產生如此嚴重的后果。很多次貸產品屬于金融機構的表外業務，基本不進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可誰想到就是這么一種看似不起眼的業務出了問題，最終引發了全世界的金融危機。
　　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告訴我們，當前經濟安全的主要矛盾是金融問題，如果對金融問題缺乏足夠的認識，很可能引發經濟甚至政治危機。當然，我們也應反對單純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就提出金融鎖國論，甚至全面的經濟保護主義。為了經濟安全就關起門來搞建設，既過于消極，又不現實，所以必須在開放中把握平衡。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利益的競爭是國家博弈的核心，所以對當前中國經濟安全影響最大的就是金融問題。

　　《經濟參考報》：從這樣的視角看，對當前中國經濟安全影響最大的是什么問題？
　　江涌：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利益的競爭是國家博弈的核心，所以對當前中國經濟安全影響最大的就是金融問題。尤其是在當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大量的經濟形態已經金融化，不僅包括資產，也包括負債。而且原來金融只為富人服務，為投資服務，現在也開始為窮人服務，為消費服務，可以說金融已經滲入了經濟的方方面面。
　　但是金融的一大特性就是不穩定。這與金融自由化相關，與資金的流動性相關，與金融市場的易變性和金融大鱷的貪婪性相關。尤其要說的是最后一點。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真正有影響力的只有有限的一些大投資者，小投資者幾乎只能通過羊群效應為大戶所操縱。這些操縱者利用金融信息生產和發布的不對稱性來操縱市場，無論是做多還是做空都可以獲得顯著收益，唯一影響他們利潤的是市場穩定，所以他們一定要想方設法讓金融市場變得不穩定或者說動蕩起來。
　　自從中國加入WTO之后，中國在金融領域的開放程度非常明顯。這種開放是不對等、不均衡的。比如說2006年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出臺規定：為了實現銀行經營的市場化，商業銀行改革必須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當時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曾經在網上就此政策征詢意見，引起輿論一片嘩然。后來這一意見征詢內容被從網站上撤下，但是相關政策仍舊實施。
　　再舉個例子說明金融開放的不對等、不均衡。當前中國對美國的金融開放程度明顯大于美國對中國的開放程度，美國的三大評級機構可以進入中國，并給中國政府和企業隨意評級，但是中國的評級機構——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即使象征性地進入美國也被拒絕了。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怪象，是因為我國出現了金融利益集團，他們的價值觀和利益與整個國家、大眾的利益日趨背離，但是卻與美國華爾街逐漸一致。出于利益的驅使，這個集團努力去影響國家相關金融政策，結果導致了中國金融的不均衡開放。而這個集團的形成，源于國內利益的沖突以及境外利益集團對中國事務的介入。

　　一國的經濟主權不僅體現在領海、領土的管轄與治理權，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經濟自主決策權。但是，境外利益集團卻通過各種方式在影響中國的經濟決策。

　　《經濟參考報》：您所說的這些境外利益集團如何影響中國經濟安全？具體表現有哪些？
　　江涌：對外開放30年，進入中國的外資早已告別“散兵游勇”狀態。為鞏固和擴大在華利益，這些外資依靠自身雄厚經濟實力與母國強大政治后盾，通過各種方式，活躍于中國各級政府部門與重要民間團體之間。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約與制衡，各類境外利益集團通過各種途徑，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地介入了中國重大事務，并帶來一系列復雜影響。
　　近些年來，境外利益集團在華活動十分活躍。而中國官方與民間對這類活動及其影響缺乏清晰認識。這些境外利益集團在華活動手法主要包括：
　　——強力公關。巧妙利用各方人脈，想方設法接近各級領導人，一方面試圖進行商業游說，影響相關決策；另一方面可作炫耀資本，為商業活動鋪路。
　　——利益輸送。或聘請一些部門領導與職員當咨詢師，或將相關課題配以豐厚的課題經費，給予有關部委研究機構與學者等，對中國相關部門決策與立法施加影響。
　　——與國內利益集團結成共同體。在對外開放進程中，中國滋生了一大批從事“買辦”活動的掮客，這些掮客與境外利益集團形成日趨緊密的“共生”態勢，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團與國內各級政府部門之間，獲取超額收益。
　　——與一些地方政府形成共生；跨國壟斷資本結成聯盟；借助總部所在國政治力量，以政治促進商業利益。　
　　經濟主權是政治主權的基礎，也是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內容。保持經濟主權的獨立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提，也是實現經濟繁榮、國家富強、民族自決的重要保障。一國的經濟主權不僅體現在領海、領土的管轄與治理權，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經濟自主決策權。但是，境外利益集團卻通過各種方式在影響中國的經濟決策。
　　一是影響中國重大決策。境外利益集團利用在華獲得的豐厚利潤，自己培育并擁有分析師，或高薪聘請優秀華人學者擔當顧問或獨立董事，通過境內外媒體精心包裝、刻意打造，提供各類活動舞臺，提高其知名度、美譽度，使其成為中國國內行業精英，擁有強大的話語權，以期影響行業乃至國家宏觀經濟決策。　
　　例如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股權分置改革、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海外上市等重大決策，表面是相關經濟學者在呼吁，實際上或多或少滲透著美國金融機構、智囊機構的決策誘導。其中，某些市場化、國際化傾向，有可能使國企逐步淪為外企的并購對象，乃至市場被控制或壟斷。　
　　換個角度看中國優質大型企業或國有壟斷企業境外上市，事實上，中國企業既要向外國金融服務機構支付巨額咨詢、審計、評級、承銷費用，又造成中國財富通過“分紅”形式輸送到境外，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家公司當初境外上市融資不過百億美元，但是隨后四年海外分紅就超過千億美元。　
　　二是影響中國立法。某些跨國公司在中國大舉并購，當中不乏涉及謀求或實現市場壟斷的情形。起草和頒布《反壟斷法》是解決外資并購壟斷問題的重要手段，但是境外利益集團與國內相關利益集團一道施加影響，致使《反壟斷法》推遲出臺達十多年之久。即便《反壟斷法》最終推出，但是在境外利益集團的影響下，也幾乎成為“銀樣镴槍頭”。
　　三是影響中國政府威信。中國政府明文規定，中國金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但習慣且擅長全能運作的某些外資機構，利用中國混業監管上的某種缺失，加速在中國金融業的網狀布局。有關外資金融機構已在華擁有銀行、證券、保險等多種分支機構，“明目張膽”地實施混業經營。在境外利益集團的影響下，有的部門與機構擴張自己的部門利益、局部利益以及部門局部中的小團體利益，為此往往不惜采取欺上瞞下的方式，誤導高層決策。　
　　四是影響中國法律威嚴。一些外企集體抵御《勞動合同法》出臺，是因為這類外企違法用工比比皆是。
　　五是影響中國社會和諧穩定。

　　新聞媒體的報道揭露比法律制約更加及時有效，應鼓勵新聞媒體、社會大眾以及其他各類組織機構，對跨國公司、相關涉外團體與個人的行為進行監督。

　　《經濟參考報》：如何有效制約這些境外利益集團？
　　江涌：在西方國家，對境外利益集團的游說等活動，如果不加限制，就有危害本國利益的可能。與發達國家相比較，中國的境外利益集團無拘無束，如今該是依法進行有效制約的時候了。
　　首先，要約束境外利益集團的活動。
　　方式一，法律制約。美國主要有三部法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1938年)、《聯邦院外活動管理法》(1946年)和《院外活動公開法》(1995年)——對境外利益集團的活動進行直接管制。主要涉及：對“游說者”的法律地位進行明確界定；實施主動登記制度、定期報告制度與身份表明制度；對違法者實施民事與刑事處罰。其他法律也對境外利益集團的行為進行限制。如《聯邦選舉法》禁止外國人和外國代理人對選舉進行捐款，《政府道德法案》禁止外國人和外國代理人向政府官員饋贈禮物。
　　方式二，輿論與社會監督。新聞媒體的報道揭露比法律制約更加及時有效，應鼓勵新聞媒體、社會大眾以及其他各類組織機構，對跨國公司、相關涉外團體與個人的行為進行監督。在美國國會注冊的游說組織大約有兩萬多個，但是注冊為“外國代理人”的不到500個。大多數為海外利益進行游說的組織并沒有主動履行注冊義務。因此，僅靠法律對“外國代理人”的行為進行約束遠遠不夠，而輿論與社會監督有效彌補了這一不足。其中，社會組織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在防范外國利益集團的活動中，往往是目標的提出者、活動的領導者和推動者。這些組織往往由國會議員或專業律師發起建立，擁有雄厚的資金基礎、嚴密的組織結構和明確的行動議程，并與政界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方式三，鼓勵與境外利益集團相對立、相競爭的利益集團的發展，實現博弈的基本平衡。鼓勵競爭性行業商會和同業公會、行業協會以及社會公益團體的發展，形成對強勢集團的制衡。　
　　其次，要制約學者與“掮客”的行為。
　　一是規范部分學者的“研究”行為。本著“管住政府，放開民間”原則，約束、規范各大部委研究機構與學者接受境內外企業、機構資助的課題研究，嚴格禁止涉外部門工作人員在外企或駐華商會等的“變相任職”。鑒于行政干預力的敏感以及道德制約力的缺失，鼓勵相關社會公益團體對那些充當“黑嘴”或境外利益集團代言人并造成嚴重不良社會影響的學者提起法律訴訟，以制約某些學者日益嚴重的道德問題。此外，還應增加決策與執行的透明度，鼓勵媒體進行公正的輿論監督，激勵公眾進行必要的社會監督。　
　　二是約束“掮客”的買辦行為。充當掮客、游走于境外利益集團與國內各政府部門之間的有一些是領導干部子女親屬。因此，應強化高級領導干部財產與子女親屬就業的申報、登記與公示制，敦促高級干部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管教好自己的子女親屬。　
　　再有，要遏制部門與地方利益膨脹。
　　部門利益與地方利益膨脹，有可能驅使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門與境外利益集團“同舟共濟”。部門利益、地方利益與境外利益的緊密交織，是境外利益集團活動為所欲為的主要誘因。因此，必須堅決遏制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的不斷膨脹。

　　更關鍵的則是想方設法解決國內的利益沖突，尤其是公共權力行使者的私人、集團或部門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沖突。

　　《經濟參考報》：防范境外利益集團介入中國經濟決策的關鍵是什么？
　　江涌：更關鍵的則是想方設法解決國內的利益沖突，尤其是公共權力行使者的私人、集團或部門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沖突。
　　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公共權力，在我國現階段，公共權力直接關系龐大的經濟與社會資源的分配。公共權力的行使者原本在社會的政治階梯上占據有利位置，如果沒有制度化的約束和社會化的監督，他們極有可能通過自身所擁有的組織資源和其他社會資源，為自己或小團體謀利。于是，不難發現，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層面上，原本應當體現社會公共資源合理公平配置的公共政策，受公共權力掌控者自身利益的影響，偏離了原本應當體現的民意向度；在公共政策的執行層面上，公共權力的掌控者(在該層面也就是政策的執行者)在執行政策的過程中，按照自身利益的價值取向與好惡，來決定政策的執行力度，從而導致政策的結果與政策的目標出現背離。如此，利益失衡難以避免，利益沖突無約束導致的不良社會后果大量呈現。
　　中國現階段利益沖突現象凸顯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建設滯后，權力缺乏有效約束與監督。因此，現階段做好防止利益沖突工作的核心，就在于圍繞權力和利益之間的關系，從制度層面上對權力與利益作出合理安排，阻斷政府部門尤其是公職人員以權謀私的通道，使公共權力與私人利益相分離，從而達到有效預防腐敗的目的。
　　這種制度建設，其宗旨在于規范和監督公共權力的運行過程，避免私人利益對公務公正性的干擾，進而減少公職人員以權謀私的機會和空間。現階段防止利益沖突的制度建設應當注重四個層面：
　　首先，完善公共資源配置、公共資產交易、公共產品生產領域市場運行機制。這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從公共資源配置看，在政府投資領域，須合理界定投資范圍，健全項目決策機制，規范資金管理；在通過特許經營、投資補助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方面，應增強競爭的公平性、透明性；在企業投資領域，政府要切實轉變管理職能，嚴格執行核準制和備案制，落實企業投資自主權。
　　從公共資產交易看，要明確交易市場監管主體，完善交易制度支撐體系，推進交易市場整合，加強市場中介機構監管，通過擴大產權交易制度覆蓋面，繼續擴展國有資產進場交易范圍。
　　從公共產品生產看，要加快管理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公共產品生產應適當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探索投資主體多元化和生產模式多樣化，同時進一步健全公共財政制度，加快部門預算改革，完善公共部門行政執法，使公共產品的生產與供給處于全程監督之下。
　　此外，應當重點解決群眾反映強烈、嚴重損害群眾利益的利益沖突問題，特別是領導干部配偶子女經商辦企業、公職人員參股投資、兼職取酬及離職后高薪應聘私企與外企等問題，積極探索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國家利益與境外利益相分離的有效機制。
　　其次，防止利益沖突，應當把利益回避、利益公開和利益處理看作一個統一的整體加以考慮。在利益回避的制度設計中，要以利益公開為必要條件，以利益處理為主要手段；在利益處理的具體過程中，要以利益回避為目的，以利益公開為前提；在利益公開的集體行動中，要以利益回避和利益處理為結果。
　　就三者具體內容而言，要進一步完善利益回避制度，公職人員不僅要回避直系親屬和姻親的利益，而且要回避商業合作伙伴、親朋密友以及特定關系人的利益；要結合領導干部收入申報和有關事項報告等規定，擴大申報內容和對象，對拒報、虛報行為設定切實可行的嚴懲措施，讓財產申報真正成為制度常態；要創新性地建立違規公職人員個人資產處理制度，對其個人資產要采取資產出售、賬戶凍結和秘密托管等方式進行適當處理。在注重制度設計的整體性同時，也應明白，防止利益沖突制度不是單一而是綜合的制度建設，不應忽視廉政教育、廉政文化、廉潔自律、社會監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再次，在思想上更新預防腐敗的工作思路，充分認識到建立健全防止利益沖突制度是一個科學發展過程，對反腐倡廉工作具有極端重要性。
　　最后，全方位監督。現階段，中國防止利益沖突的制度建設是一個長期、艱巨的過程，應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建章立制，統籌協調，立體交錯。（記者 方燁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