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正經歷重大轉型，在這個過程中，收入分配改革已成為無法回避的重要環節。惟其關乎社會公平、百姓利益，收入分配改革被理論界視為中國改革頂層設計核心。 　　收入分配相關改革思路早已提出。因此，“不在說，在做。”現在不是講道理的時候，而是中央下政治決心的問題，是重大利益調整的問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宋曉梧

    在一次分配中壟斷行業收入過高政府應該管，因為是政府特許經營權造成的。其實解決這個問題并不難，關鍵在于敢不敢下決心觸動既得利益。
　　至今我們沒有明確的罷工程序，也沒有明確的關廠程序，從事勞動關系行政工作和理論研究的人都說，沒有罷工和關廠的相關規定，集體談判是不完整的，所以我們的集體談判推行效果有限，步履維艱。
　　行政性壟斷行業收入中，有1/3是各類特許經營權造成的。除了統計在工資收入上的，一些國企還濫發福利。

    收入分配涉及財稅體制、城鄉關系、壟斷行業、勞動關系以及農民工等諸方面問題，收入分配不公，就會引發社會矛盾，是社會不穩定的最大潛在因素。經濟學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在接受《經濟參考報》專訪時表示，目前一次分配中勞動報酬占比下降、行業收入差距過大以及再分配中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問題已非常突出，如果收入分配制度不改，居民消費難以提高，經濟結構中最重要的投資和消費的比例也很難調整。
　　當前收入分配改革面臨的具體實際問題很多，如國企高管職務消費高企、行業、城鄉差距擴大、農民工工資普遍偏低、工資集體談判機制不健全等等。宋曉梧強調，相當一部分問題十幾年前就已經意識到，相關改革思路也早已提出。因此，“不在說，在做。”現在不是講道理的時候，而是中央下政治決心的問題，是重大利益調整的問題。

　　收入分配不僅是經濟問題，還是重大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真正實現基本社會保障均等化必然要對現有利益格局進行調整，是要觸動既得利益的，其難度不可低估。

　　《經濟參考報》：中國經濟正進入一個大的轉型過程中，而收入分配是我國改革頂層設計重要內容，對此如何解讀？
　　宋曉梧：改革的頂層設計范圍顯然要比收入分配的層次要高要寬，但是在中國改革目前面臨著收入分配改革這個重大問題的時候，頂層設計應該包括這樣的內容，因為收入分配不僅是經濟問題，還是重大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
　　從經濟上來說，收入分配已經影響到投資和消費的結構失衡以及內需和外需的比例失調。比如，收入分配中城鄉差距問題就涉及到城鄉關系問題、農民工收入問題等等，兩億多農民工，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收入的高低對于消費有重大影響。從這個角度說，收入分配已經成為影響全局的重大問題。
　　當然，這不是收入分配的全部意義，因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會造成勞資糾紛、勞資矛盾以及社會的不穩定，這些問題又成為重大的社會問題。
　　同時，我認為這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如果普通勞動者的收入長期過分被壓低，這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不相符。如果普通工人工資長期被壓低，形成強資本、弱勞工的局面，這不是政治問題嗎？這和我們基本的執政理念相違背，長期這樣下去就會導致普通勞動者對社會的心理逆反狀態。這是現階段改革頂層設計不可回避的、影響全局的重大問題。我們把它局限在經濟問題的范圍里面看，對收入分配問題的重要性估計不夠。
　　不過，我不主張把職工工資增長作為一種行政指標層層下達并落實，這容易損及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我的觀點是提高勞動報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必須有所作為，但主要不是依靠層層落實行政指令的方式去作為，而是要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上下工夫。
　　使不同群體間一次分配的差距經過基本社會保障再分配有所縮小，建議考慮：第一，實行普遍關聯原則的基本社會保障項目，先在其統籌區域內實現均等化，再逐步向全國統籌過渡。第二，實行就業關聯的基本社會保障項目，其待遇標準與職工就業期間的工資相關聯，不宜設定絕對均等的標準。第三，將基本社會保障的事權適時適當集中到中央政府，由中央統一平衡區域間的基本社會保障水平，建立基本社會保障經費保障機制，相應調整中央與地方的財力分配關系。第四，在加快城鎮化的過程中統籌規劃城鄉基本社會保障制度的銜接。
　　真正實現基本社會保障均等化必然要對現有利益格局進行調整，是要觸動既得利益的，其難度不可低估。

　　近十年勞動報酬在一次分配中占比下降。去年總工會的一項調查也顯示，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過低是當前最大的社會不公。

　　《經濟參考報》：最近有些學者提出中國的勞動報酬不低，有些國家比中國還低，比如金磚四國中的印度，那么，中國勞動者報酬究竟處于何種水平，對此您作何評價？
　　宋曉梧：國際上勞動報酬占比一般比中國高。2007年，我國包括農業主收入在內的勞動報酬占比為39.74%，同期美國勞動報酬占比為55.81%，英國為54.5%，瑞士為62.4%，德國為48.8%，南非為68.25%。2006年，韓國勞動報酬占比為45.4%，俄羅斯為44.55%，巴西為40.91%，印度為28.07%。
　　中國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按理說，勞動報酬占比相對比其他國家更高一些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但是現在反而比較低。
　　《經濟參考報》：現在普通職工抱怨勞動報酬過低，您怎么看？
　　宋曉梧：勞動報酬總量占GDP的比重下降，并不足以說明普通職工收入的變動情況。勞動報酬中包括了壟斷行業職工的收入、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相對高收入者的收入、企業高管的收入。20多年來，除去行政壟斷行業外，企業普通職工的實際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幅度更大。去年總工會的一項調查也顯示，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過低是當前最大的社會不公。
　　更為突出的是初次分配中農民工的工資長期被過分壓低。從事同樣的工作，城市職工比農民工工資高一倍到兩倍。2008年的一個調查材料顯示，廣州、深圳、杭州、南京、東莞、上海、無錫、蘇州、寧波等九個長三角、珠三角城市，出口加工企業中的職工，絕大多數是農民工，平均工資與當地城市職工平均工資相比很少有超過40%的。

　　現在社會各界基本一致認為出現了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工人的組織權利、談判權利、罷工權利怎么樣界定，雇主的組織權利、談判權利、罷工權利如何界定，現在應當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了。

　　《經濟參考報》：您曾提出在現代勞動力市場條件下，工資水平不僅要受供求關系的影響，還受到勞資集體談判的影響，關于勞資集體談判，能仔細談談嗎？
　　宋曉梧：我國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推行集體談判，取得了積極進展，對維護職工權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坦率地講，至今并沒有形成完整的機制。現在我們的集體談判是“掐頭去尾只要中間”。中間這段是什么？就是工會和雇主組織談判。而集體談判的“頭”是工人的組織權利和雇主的組織權利。集體談判的“尾”是談不成工人可以罷工，雇主可以關閉工廠。
　　至今我們沒有明確的罷工程序，也沒有明確的關廠程序，從事勞動關系行政工作和理論研究的人都說，沒有罷工和關廠的相關規定，集體談判是不完整的，所以我們的集體談判推行效果有限，步履維艱。這“兩頭”的問題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還是政治問題？很復雜。我1992年提出集體談判時，主要從理論上推導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遇到這“兩頭”的問題，現在我覺得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時候了，否則工人的權益就是一個潛在的重大的社會問題。
　　集體談判不僅工會在單個企業中與單個雇主談的問題，而應逐步發展出跨行業、跨地區的雇主組織來和工會談。另外，集體談判有利于維護職工權益，但不是單為工人漲工資，也有限制工人過高漲工資的作用，雇主組織通過集體談判可以限制工資過高增長。我們由于缺乏有效、有序的集體談判機制，現在社會各界基本一致認為出現了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這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在太不相稱了。
　　這幾年很多勞資糾紛以無序方式展開。根據2010年全國總工會工運研究所調查的一個最新的資料，2001年到2007年勞動爭議年均以3.3萬件的速度遞增，到2008年大幅增長了69.3萬件，達到近十年來最高。去年凸顯的情況是，外資、港澳臺、國企改制企業以及民營勞動密集型企業，連續出現集體停工、怠工等群體性突發事件。這還給國外插手我國勞資糾紛找到借口。

　　我覺得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工人的組織權利、談判權利、罷工權利怎么樣界定，雇主的組織權利、談判權利、罷工權利如何界定，現在應當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加以研究解決了。
　　我們不是完全否定前階段的低勞動力成本競爭戰略，現在我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再這樣壓低勞動力成本，國內的矛盾會非常突出，國內的勞資矛盾會嚴重地影響國家發展。繼續實行普通勞動者的低勞動力成本戰略，經濟發展成果只能被所謂精英階層享受，收入分配差距大到一定程度，就難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參考報》：中等收入陷阱現在爭論得也比較多，能談談您的看法嗎？
　　宋曉梧：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很多低收入國家邁過中等收入這道坎，再向高收入發展的階段，出現比較長期的停滯、徘徊甚至倒退。最近的拉美國家，像智利、巴西紛紛越過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達到11000多美元，但是他們曾經歷了20年、30年時間的徘徊、停滯。
　　從一些拉美國家來看，突出問題就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這種情況值得中國重視。2006年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報告》中指出：“使各經濟體賴以從低收入成長為中等收入的戰略，對于他們向高收入攀升是不能夠重復使用的，如果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被原有的增長機制鎖定，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一萬美元的上限，很容易進入經濟增長停滯的徘徊期。”
　　我認為這段話對中國很有借鑒意義，我們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發展戰略是比較成功的，但在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轉變的過程中，同樣是不能再復制的，我們不能被原有的經濟增長機制鎖定，已經到了必須轉變發展方式的階段了。
　　不要被前面發展的機制鎖定，那么就要分析有哪些機制雖然在前階段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在現階段需要轉變了。關于這一問題分歧不小。比如，低勞動成本戰略。我認為應當轉變，一些人認為中國還應該下決心再搞20年到30年的低勞動力成本。我并不是否定前階段的低勞動力成本競爭戰略取得的成績，但是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再這樣壓低勞動力成本，國內的矛盾會非常突出，將嚴重影響國家發展。既然經濟總量有極大的增長，繼續實行普通勞動者的低勞動力成本戰略，那經濟發展成果只能被所謂精英階層享受，收入分配差距大到一定程度，就難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參考報》：有人說中國經濟發展還未到劉易斯拐點之前，農民工工資被壓低很正常，現在拐點到了，用工荒就出現了。對于劉易斯拐點，您持何種看法？
　　宋曉梧：對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了，學者們爭議很大，有人認為2004年前后這個拐點就出現了，也有國際知名學者認為農業產值現在不到10%，而農村勞動力還占40%左右，劉易斯拐點遠未到。政府決策依據誰的？我看還是從研究中國自己的體制出發好一些。
　　我不太贊成把劉易斯拐點作為整個經濟社會大形勢的分析背景，沒必要把劉易斯理論作為分析中國經濟社會問題的基本框架。中國的問題還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我們有很多問題，劉易斯那個時候沒有涉及。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劉易斯沒研究過，戶籍制度劉易斯沒研究過，行政性壟斷行業劉易斯沒研究過，以政府為主導的市場經濟劉易斯也沒研究過。劉易斯提供了一個分析城鄉二元勞動力市場的背景框架，但是很多問題都套用他的理論，應用得不好，就成為粉飾太平，似乎許多嚴重的分配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諸多社會問題，在劉易斯拐點之前都很正常，比如認為農民工工資就應該壓得這么低。實際上這個問題不是那么簡單。
　　那么，就目前全國來看，農村勞動力轉移是不是已經到拐點了？農業部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調查都認為，除去1.5億農民工，目前農村至少還有兩億富余勞動力，并不存在總體上農村勞動力已經轉移枯竭的問題。現在的問題很大一部分是結構性的，是農民工工資被過分壓低了，比較效益下降所致，還有中西部地區產業轉移自己消化了相當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使得沿海地區用工短缺。

　　有的部門司局長提不了副部長了，就安排到金融機構或壟斷行業去拿高工資，省里副省長提不了正省級了，也到金融企業當老總，這成了一種待遇，一種潛規則。這個問題必須解決，不要說老百姓不滿，就是公務員自己也不滿。

　　《經濟參考報》：我國初次分配中行業收入差距的現狀如何？什么是合理的行業工資差距？
　　宋曉梧：初次分配中行業收入差距過大。根據2009年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證券業的工資水平比職工平均工資高六倍左右，行業最高最低差距達到11倍。如果進一步細分的話，最高收入行業與最低收入行業差距最大已擴大到15倍。今年統計局公布了一個所有制的行業收入差距，國有之間就有4.7倍。
　　突出的問題是壟斷行業收入過高。記得1996年參加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時，當時的國家計委的一位負責人便提到我國一些行政性壟斷行業工資過高行業差距過大，當時過高只是差兩三倍，那時是“兩電一草、五行一保”過高，所謂“兩電一草”是電力、電訊和煙草，而“五行”就是工、農、中、建加上央行五個銀行，“一保”就是保險公司。那時國務院領導就說“兩電一草、五行一保”工資過高要解決，十幾年不僅沒有解決，而且不斷擴大。
　　有人說行業收入差距拉大很好啊，計劃經濟時期搞大鍋飯平均主義，現在搞市場經濟了，行業收入好工資就高，這有什么奇怪的。那么我們看看其他比較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行業收入差距有多大。國際勞工組織數據庫2008年的數據：日本2007年行業平均工資最高最低只有1.69倍，英國2006年是1.91倍，德國2006年是2.34倍，南非2007年是2.83倍，韓國2007年是2.87倍。按大行業算，中國2006年是4.75倍。
　　20年前我去美國、日本訪問的時候，那時，中國金融業的工資大致是平均工資的兩倍多，日本當時金融行業的工資僅是一般制造業的1.38倍，美國金融業平均工資還低于采掘業。美國、日本有關研究表明，行業工資差距在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實際是不同行業所需職工受教育程度的差距。而我們行業差距擴大到六倍左右，顯然并非競爭的結果。真正發揮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差距不會這么大。
　　《經濟參考報》：導致行業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宋曉梧：我們的行業收入差距過大主要是行政性壟斷造成的。國家發改委就業和分配司編輯出版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8》對這個問題做了比較詳細的分析，結論是行政性壟斷行業收入中，有1/3是各類特許經營權造成的。除了統計在工資收入上的，一些國企還濫發福利。2010年一項審計結果，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所屬單位發放的問題薪酬福利超過1.5億元。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總公司薪酬管理違規涉及資金超過9.1億元。中國南方電網有限責任公司薪酬管理違規資金達38.92億元。
　　在一次分配中壟斷行業收入過高政府應該管，因為是政府特許經營權造成的。其實解決這個問題難嗎？并不難，關鍵在于敢不敢下決心觸動既得利益。
　　去年國資委一位負責人說，現在央企高管年薪定得并不高，不包括職務消費，平均年薪只有60萬元人民幣左右。我們就以60萬人民幣年薪比較一下國外的情況。在挪威，國企高管薪酬是最低工資的2.1倍，人均工資的1.6倍。1989年，我到挪威國家石油公司訪問時，曾問總裁工資是多少，他們說是公司勤雜人員的三倍，也就說相當于本企業最低工資的三倍。一項關于2008年國外國企高管薪酬統計數據顯示，英國國企高管薪酬是最低工資的3.5倍，平均工資的1.5倍；美國國企高管薪酬是最低工資的11.8倍，平均工資的3.8倍；新加坡國企高管薪酬是最低工資的5.1倍，平均工資的1.7倍。
　　為什么國外一些國家國企高管薪酬不高，因為他們有一套確定高管薪酬的機制。在法國，對公用性、壟斷性公司高管的工資水平直接參考公務員體系而不考慮市場因素。董事長必須是公務員，由總理任命，執行公務員工資標準。總經理由董事會招聘，工資標準由財政部確定，沒有浮動部分，也不實行年薪制。財政部的公務員不能到曾管轄過的國企任職。
　　而我國，很長時期實際是國企高管自己給自己定工資。10多年前，國務院有關負責人便提出要規范國企領導的工資和職務消費，遺憾的是至今也沒真正規范，似乎約定俗成，不規范的高工資長期搞不下來反而成為潛規則了。相同級別的，調到金融機構或壟斷行業，一夜之間工資待遇提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有的部門司局長提不了副部長了，就安排到金融機構或壟斷行業去拿高工資，省里副省長提不了正省級了，也到金融企業當老總，這成了一種待遇，一種潛規則。這個問題必須解決，不要說老百姓不滿，就是公務員自己也不滿。(記者 郎婧婧 王濤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