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物價的通信》一文發表后，光讀者來信就收到了上百封。陳偉/攝

    聯系陳蕓采訪是在五月底，不過，直到六月底，我們才有了第一次的見面。其間，陳蕓不是在國外，就是忙于建黨90周年的事務，一直抽不開身。我們的溝通方式只能以短信、電話和電子郵件為主。
　　對于采訪一事，陳蕓并未爽快答應。即便是在編輯的一再“糾纏”之下愿意接受采訪，陳蕓仍反復叮囑，在正式接受采訪前，務必先發一些背景資料給她，以便進一步熟悉情況。
　　在位于新華社總社大廈12樓的辦公室里，這位已走上領導崗位的老記者說，她其實最想干的還是記者，因為這是一個讓人充滿激情的職業。

　　突破禁區

　　背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把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點選在了價格改革上。因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幾十年不變的價格體系，嚴重影響了資源的合理配置，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但是，當價格放開之后，卻成了一匹脫韁的野馬。

　　口述：我是1983年進的新華社。三年后我開始跑國家物價局的時候，物價就已經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特別是老百姓一天也離不開的副食品，價格漲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就連一些領導干部也感到吃不消了。當時的穆青社長就說過，他家的保姆都不敢上街去買菜，10元錢的大票，買不了多少菜就花光了，眼暈。時任財貿編輯室主任的姬乃甫同志在一次會上聽副總理谷牧講，他是最愛吃蝦的，但也吃不起了，一只大蝦賣到四五元，一個月也不敢吃一次。
　　1987年年末，當時的國務院主要領導人為了平息群眾輿論，要求新華社發一條“我國物價基本穩定”的通稿。財貿編輯室編輯根據國家物價局來文編發了一條三四百字的消息，結果引起了讀者的強烈不滿，一時抗議的電話和來信不斷，指責新華社“睜著眼睛說瞎話”。
　　我們財貿編輯室的同志覺得很窩囊，也很對不起人民。于是，姬乃甫找我和陳乃進商量，就物價問題采寫一篇講真話的報道。
　　那時的物價報道還是禁區，除了官方發布信息，很少有記者自主報道的。為了摸到實情，我們的采訪重點沒有放在物價部門，而是找市民，找干部，找專家，找身邊的人。半個多月走訪了數十人，沒有一個人認為物價是穩定的，沒有一個人覺得如此漲價可以承受，但也沒有一個人認為價格不應該改革。
　　這篇報道既要寫物價飛漲的實情，又不能否定價格改革，難度比較大。我們三人研究出提綱后，由我和陳乃進同志執筆，最后由姬乃甫同志改定。稿子經過國內部當時的領導張萬舒、朱承修看后，送給了總編輯南振中和當時的副社長郭超人，一路綠燈，最后到了社長穆青那里。穆青同志看后大筆一揮，稿子在1988年1月12日就發出去了。
　　次日，首都主要報紙，幾乎所有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報紙，以及地市級報紙、行業報紙，都在顯著位置刊登了這篇報道。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轟動了全國。一時間人們奔走相告，街談巷議，全國都在說物價。
　　成都的一位老教授，當天下班回到家里，一進門就對老伴說，我要給你看篇好文章。老伴說，我也有篇好文章要給你看。最后他們發現拿出來的竟是同一篇文章，《關于物價的通信》。
　　我們收到上百封讀者來信，說了新華社不少好話。有人說這是“黨和人民心連心的對話”，有人在信中高呼“說實話萬歲”。還有一位讀者來信說，“如果因為這篇報道你們犯了錯誤，坐了牢，我們給你們送飯去”。
　　這些來自群眾的心聲，使我們深受感動。我們只不過是利用手中的筆，說了幾句實事求是的話，關心群眾疾苦的話，就受到了如此的厚愛。這使我們想起了穆青社長的那句話，勿忘人民。他還說過，不為人民說話的記者，不是好記者。
　　將價格改革的實情告訴人民群眾，是我們新聞工作者的職責。這篇報道的最大成功之處，首先就在于這一點。
　　這篇報道的深遠意義在于，用事實說明再正確的改革措施，也不應當超過人民群眾的承受能力。
　　在寫作上，這篇報道堅持了兩點論的思維方式，用事實說話，理論聯系實際，達到了矛盾統一的效果。同時，這篇報道也開創了“通信”體新聞的先河，成了一種新的報道形式。
　　在《關于物價的通信》獲得巨大成功之后，我們本來想再跟進一篇《關于工資的通信》，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實施，至今想來仍是一個遺憾。

　　觸摸本質

　　背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國推進市場經濟改革，國家取消了對票證、限額供應商品的限制，放開了絕大部分商品的價格。這一時期，企業爭上項目，地方政府大搞開發區，銀行信貸規模一再擴大，導致物價大幅上漲，引發通貨膨脹。這一輪通脹的高點在1994年，通貨膨脹率超過20%。

　　口述：這段時間我已開始做編輯。1994年價格又一次呈現大幅上漲，以人們每天必吃的蔬菜為例，有的菜價已經比肉還貴。
　　物價是經濟生活的晴雨表，更與群眾利益息息相關，可以說物價變動是經濟報道永恒的話題。但報道如何深入破題，如何觸摸到矛盾的本質，卻是對記者、編輯發現力和判斷力的考驗。我有幸在南振中總編輯的直接指揮下“間接”做了一次《菜價追蹤》。南振中同志這樣記錄下報道“點子”的來由：
　　“1994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同家里人一道到新華社附近的新文化街蔬菜市場買菜。這里的蔬菜價格貴得令人吃驚：一公斤小辣椒8元多，一公斤圓白菜4元多，一公斤黃瓜3元多。我同買菜的市民交談起來，他們說新文化街的菜販子最‘宰’人；宣武門附近有個蔬菜市場，大都是菜農直接運菜進城，菜價比這里低得多。有的菜販子一大早從宣武門菜市場買一點菜，用三輪車拉到新文化街，1元一斤的黃瓜賣到1.6元，菜價陡漲60%。我想，這兩個市場相距一公里多，‘菜價落差’就這么大，從大鐘寺蔬菜批發市場到新文化街，‘菜價落差’又是多少呢？從農村的蔬菜生產基地到新文化街，‘菜價落差’又是多少呢？”
　　南振中同志敏銳地意識到這里有流通環節不合理的問題，要求我們立即組織記者調查從“菜園子”到“菜籃子”中間形成的“價格落差”。任務派給了山東分社記者王進業、北京分社記者蘇會志，他們從山東壽光蔬菜批發市場追起，采集了當天的蔬菜價格，然后，搭乘一輛運菜車，長途跋涉10多個小時，來到北京大鐘寺批發市場，進而從批發市場跟蹤到新文化街菜站。一環扣一環的親歷式價格追蹤，問題明朗了：產地菜價同比沒貴多少，菜農收入增加也不多；長途販運一公斤凈賺一兩毛錢，掙的是辛苦錢；而菜到了銷地，從批發到零售，4公里距離，價格陡漲80%以上，最高漲幅達125%。這就觸摸到了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中的新課題：價格放開后如何實施宏觀調控。在此基礎上記者又采訪了北京市有關部門，了解造成這一現象的深層次原因。
　　根據總編輯的意見，此稿原汁原味地實錄追蹤見聞，題目就叫《菜價追蹤》。記者拿出初稿后，我和他們花了一周時間對稿件反復推敲打磨，當然這中間還有一些領導和編輯貢獻了智慧，最后總編輯又逐字逐句修改了兩遍。這篇通訊見報的當天，有讀者給編輯部打來電話說：“新華社記者坐運菜的大卡車跟蹤采訪，替老百姓說話，請代我們感謝這兩位記者。”
　　這篇報道的歷史性貢獻在于：一是真實記錄下一段我國經濟轉軌期的實情，揭示出價格放開后流通環節的漏洞，觸及了事物的本質，并且提出了建立價格調控機制、抓好菜園子建設、增設蔬菜銷售網點等建設性的意見。二是提供了一種調查性新聞的范式，此后藥價追蹤、糧價追蹤、××價追蹤不斷“拷貝”使用這一體例。去年2月，面對新一輪的價格上漲，《經濟參考報》又做了一篇《千里菜價追蹤》。這說明，直到今天，菜價“最后一公里”問題仍是一道未解的課題。也正因為如此，《菜價追蹤》獲得了第五屆中國新聞獎一等獎。
　　作為記者、編輯，其作品能夠在歷史上留下標志性印記，是使命，也是榮幸。

　　追尋真相

　　背景：始自上個世紀80年代末的“價格闖關”，到2002年改革基本完成。改革的結果是，95%以上商品和服務實行市場調節價，極少數實行政府定價或政府指導價。而從90年代中期以后十余年間，中國價格的周期波動明顯縮短，宏觀調控在寬松和緊縮之間不斷變換，但一直沒有出現明顯的通貨膨脹。

　　口述：新世紀之初，新華社直面新聞市場競爭，以改革的精神創辦了專門聚焦熱點問題的深度報道欄目《新華視點》，我有幸成為第一任的欄目主持人。雖然這個欄目不是經濟專欄，但我們的視線從未離開過對物價變動的關注。
　　事實上，這一階段價格的變動和矛盾在更廣闊的領域凸顯出來，除了經濟波動時，糧價、食品價格依然敏感外，醫療、教育、房地產、服務等價格在改革和市場化的背景下“異軍突起”，成為價格暴漲的“先鋒”行業，普通百姓不堪重負，這幾類價格也由此成為社會關注度極高的焦點難點問題。
　　這些價格的高漲“剛性”十足，背后涉及改革設計、體制機制、政策制定、供求矛盾、利益格局等等，遠比一般性商品價格復雜得多。從2000年起，我們這個欄目開始了對藥價、教育亂收費、房地產暴利“不屈不撓”的追蹤監督報道，至今十余年未敢言棄。
　　以藥價為例，欄目組建兩個月，我們就推出了重磅報道《藥價追蹤》和《從“醫藥代表”看藥價虛高》，揭開了高藥價的冰山一角。此后，《藥品降價為何屢屢難見實惠》《藥價清單：依然無法輕松的話題》《藥價“黑洞”探秘——對一種普通藥品“身價”暴漲6.6倍的追蹤調查》《高價藥是這樣形成的——一位制藥企業銷售科長的自述》等報道，步步深入，在社會上產生了積極的效應。再以房地產暴利為例，我們的報道更是以集束的方式，在不同發展變化的節點上，多視角、全方位地進行著調查、剖析。雖然幾乎每一篇報道背后都有著曲折的故事，但我們堅守著“說出真相”的職責。我做了個統計，10年時間，《新華視點》播發了上百篇關于物價的深度報道，字數超過了30萬。應該承認，這些年國家對這幾個群眾意見大的“高價”行業，采取了一系列調控、整治措施，也取得了許多進展，但這幾項價格回歸合理，需要依托整個行業的改革，每一項都是一個系統工程，綜合整治任重道遠。
　　借此機會講一段讓我至今難以忘懷的故事，主人公是2005年我們的物價報道涉及的兩位物價局長。
　　2005年我們播發了《一份住宅樓盤的“成本清單”》，報道了福州市物價局在全國率先公布了該市商品房的社會平均成本清單，這份被稱為“第一個用準確數據揭開房產內幕的范本”，當即在全國房地產業內掀起軒然大波，局長朱光華在接受記者陳芳、宋振遠、沈汝發采訪時坦言：房地產行業是一個非常不透明的行業。在房地產交易中，購房者長期處于信息不對稱的弱勢地位，開發商很清楚成本是多少，購房者卻一無所知。物價部門應該公布開發商的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解決買賣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報道發出后，國家發改委相關部門表示，“福州的做法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另一位是阜陽市物價局長張洪鈞，他們在調查教育亂收費問題時，查出20多所中小學違規超收學生費用200多萬元，于是下發文件停止這些學校的收費，結果受到教育主管部門的強烈反彈。市里不但不支持物價局，反而上收了物價局的價格檢查權，省物價局補助市物價局的經費也被財政部門扣留。張洪鈞不肯向“潛規則”低頭，辭去了物價局長職務。從內部信息上看到一位教授對此事的舉報后，我們派記者李柯勇、周立民就此做了明察暗訪，頂著壓力發出了《物價局長辭職的背后》的調查。
　　這兩篇報道，都在社會上引發了超乎尋常的反響，福州市物價局和張洪鈞因此雙雙登上了媒體2005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我們應該感謝為此付出艱辛努力的記者，更應該記住這兩位勇敢可敬、心里裝著人民的物價局長。

    鏈接：價格改革：在抗通脹中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