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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市場機制的關鍵在于協調政府與市場間的相互關系。
改革深入的關鍵與其說是國有企業改革，還不如說更為關鍵的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改革，包括政府職能的轉變等。
市場化更為重要的內容在于要素市場化，包括勞動、資本、土地等要素的市場化，而要素市場化所需要的制度變革要遠遠深刻于商品市場化。——北京大學副校長 劉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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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各國政府采取了戰后空前強力的政府干預，雖然出于反危機需要，但要付出代價，對于發達國家或許更多的是政府擴大支出中的低效率和高通脹的損失，對于我國來說，或許就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可能產生市場化的倒退。
我國要穿越“中等收入陷阱”，重要的在于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在經濟體制上深入并完善市場化進程，努力提升市場化水平和質量；加快社會主義民主化、法制化速度，努力提升政治制度與現代化社會發展的適應性。
協調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經濟參考報》：首先讓我們來明確概念，什么是市場經濟？
劉偉：市場經濟首先指的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即以價格信號為引導，以微觀主體逐利最大化目標為動力，以等價交換為競爭的基本原則，推動資源配置。
市場經濟要求，通過運用市場來實現資源配置的社會，在所有制及產權制度上必須保證資產權利的單純經濟性質，至少占統治地位的資產制度不能具有普遍超經濟性質。
因為市場經濟是交易的經濟，交易的本質是不同所有者之間所有權的相互交易，只有經濟性質的權利才能首先服從等價交換的經濟規則。政治的、行政的、司法的、宗教的等超經濟權利有其特殊的非經濟規則支配其運行，而不能也不應當遵循買賣規則。這就是為什么在人類歷史上社會分工和私有制這兩個產生市場交易的基本歷史條件古已有之，但卻沒有市場機制出現。
真正市場經濟文明的出現是在社會分工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發生的事情，因為在資本私有制下，資產的權利作為資本成為社會的“主義”，而不是再作為依附于超經濟權利的奴仆。
《經濟參考報》：市場機制運轉的關鍵何在？
劉偉：市場機制的秩序準則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市場競爭的主體秩序，或稱主體機制，即產權制度，它要求進入或運用市場機制的主體在產權上必須是單純經濟性質進而首先服從市場經濟規則約束的權利，以保證可交易性；同時，產權邊界要清晰，進而使產權交易有效率。
二是市場競爭的交易秩序，或稱價格機制，即交易條件的決定制度。它要求進入市場的主體在交易過程中公平交易進而使競爭具有平等和充分性。
三是市場競爭的法治秩序，或稱法制環境，即在法律制度和法治精神上對市場經濟內在競爭制度的肯定和保護。本質上市場經濟是貫徹法權的經濟，形式上市場經濟是契約的經濟。無論是法權的本質還是契約的形式都要求市場經濟必然同時是法治經濟。
四是市場競爭的道德秩序，或稱精神支持，即在社會道德和倫理秩序上對市場競爭的精神弘揚，它要求進入市場的主體在道德秩序上必須恪守并弘揚誠信，因為市場經濟本身是信用經濟。
運用市場機制的關鍵在于協調政府與市場間的相互關系，即處理國家干預與市場自發競爭間的關系。引入政府干預的基本原因在于市場存在諸多失靈。處理政府與市場相互關系的難點在于兩者間作用程度的把握。
承認市場對計劃的根本性替代
《經濟參考報》：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是否已經形成了市場經濟？
劉偉：就體制變遷而言，市場機制已經基本上替代計劃體制成為中國資源配置的主要機制，價格信號也已經取代數量信號成為引導資源配置的主要信號。盡管這其中尚存在嚴重的無序和不公平競爭等問題，盡管人們對中國市場化進展的具體程度的量上的判斷還存在不同的認識，但承認市場機制對計劃體制地位的根本性替代是普遍的共識。
同時，人們也普遍承認，中國市場化的速度在所有轉軌國家的比較當中，是較快的，尤其是與俄羅斯經濟轉型比較，一般認為中國市場化指數或經濟自由化指數高于俄羅斯；在國際貿易實踐上，目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國地位的國家已超過70個。
《經濟參考報》：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特點都有哪些？
劉偉：首先，中國的改革在基本宗旨和體制目標上是尋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基礎上的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制度與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力量的資源配置方式的統一，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可以說中國改革進程的真正困難，同時也是改革的根本特征，恰恰在于這種力圖統一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市場機制的創造上。
其次，中國的改革在基本方式和進程上是遵循漸進式的原則，而不是采取西方學者所倡導的“休克療法”，這種“漸進式”的改革并不僅僅是價格改革或其它某項具體的改革采取了逐漸推進的方式，而是全方位地采取漸進原則：
在二元經濟特征顯著城鄉差異突出的條件下，采取由農村逐漸向城市轉移的全面改革；
在企業與政府同時面臨重要體制缺陷的條件下，采取首先以企業改革為核心然后逐漸向政府改革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等方面轉移改革核心的方式；
在企業改革過程中從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主逐漸向非國有企業制度創新和改革轉移；
在企業改革與價格改革兩個相互聯系但又有所區別的方面，從價格改革為重點逐漸向企業改革特別是企業產權改革為重點轉移，并且再進一步向兩方面同時推進改革轉變；
在改革所處理的經濟關系的重大調整上，從分配關系調整的改革逐漸向生產關系的本質領域，尤其是產權關系方面深入；
在開放進程中，從沿海地帶逐漸向內地深入；
尤其突出的是在價格改革上從“雙軌制”向全面市場定價推進。
還可以舉出許多方面，總的來說在改革方式上是從最迫切需要改革的方面入手，從局部入手，從相對容易取得共識的領域入手，逐漸深入并全面展開。
再次，中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明確以解放和發展中國社會生產力為根本目的，明確“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第一要務”，也就是說全部改革在根本上服從發展的要求，改革的目標和進程應根據發展的要求，改革的成效應經過發展的檢驗。
改革深入的關鍵是中央政府改革
《經濟參考報》：經過近30多年的改革進程，改革本身發生了怎樣的歷史性變化？
劉偉：改革開放伊始，我們明確提出，新時期的改革開放是以搞活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為核心，這一改革核心的明確與中國以往的體制調整所處理的核心問題根本不同。但經過1978年以來的改革歷程，目前還能說中國改革的關鍵或核心命題是企業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嗎？
改革深入的關鍵與其說是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還不如說更為關鍵的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改革，包括政府職能的轉變及政策傳導機制的轉變等。
1978年秋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歷史任務，從一開始就明確了企業改革在整個經濟改革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
伴隨國有企業本身改革的深入，國有企業面臨的經濟運行環境也發生了顯著變化。首先，除石油、鐵路、航空、電力、鋼鐵、汽車等為數不多的行業還保留部分指令性計劃外，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已被推入市場，市場價格信號已成為調節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主要信號，市場競爭機制已開始成為調節企業行為的基本機制。
其次，非國有經濟的迅速成長和對外開放度的不斷提高，尤其是加入世貿之后，對國有企業形成越來越大的市場競爭壓力。
其三，財稅體制經過利改稅、包稅制、分稅制，再到對新稅制的改革和調整，在稅賦制度上，不僅國有企業的體制性優惠不再存在，而且其體制性負擔已成為影響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其四，伴隨國有企業改革從簡政放權到企業承包，從股份制改造到抓大放小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和非國有的改造，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行政直接干預逐漸減弱。
其五，伴隨入世和資本流入量的增大，不僅加劇了外資在中國國內市場上與國有企業的競爭，而且進一步把國有企業推進國際競爭之中。
其六，從撥改貸到債轉股，從直接融資市場的發育到間接融資市場的培育，從中央銀行的獨立到商業性銀行體系的構建，從政策性銀行的分立到多類股份制銀行的興建，國有企業的投融資體制和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投融資的市場條件逐漸完善，市場約束力度逐漸加強。
但是，相對于改革初期而言，在整個經濟改革中，國有企業改革的地位已經歷史地發生著變化，政府職能的轉變以及政府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機制和方式的變化，越來越成為制約和決定市場化改革深入的關鍵所在，社會共同保障體制，包括教育、醫療、養老、失業保險等方面的社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越來越成為社會制度變遷中的突出矛盾。
甚至也可以說，全部改革的核心命題不僅從國有企業改革逐漸向政府、社會改革轉移，而且國有企業改革面臨的新問題的有效解決，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靠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政府調控機制的改革，尤其是公共財政體制和貨幣政策體制的改革，依靠社會保障制度和市場環境的完善。
《經濟參考報》：還有哪些方面的變化？
劉偉：改革的基本內容還包括由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為主轉變為完善市場經濟秩序為主。
經濟改革的基本任務是以市場經濟體制替代計劃經濟體制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體制，以價格信號替代數量信號成為配置資源的主要信號。因此，改革以價格改革為先導，以市場行為主體制度(企業制度)改革為首要，是改革的歷史必然。
到目前，盡管對于中國的市場經濟進展程度仍有認識上的分歧，但承認市場機制已替代了計劃機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已成為普遍的共識。
如果說在幾十年的改革過程中，從配置資源的支配力量上，從市場機制的作用范圍上，市場已替代計劃的支配地位；如果說在現代經濟生活中，市場機制即使作為主要的資源配置力量，也不可能存在完全的市場經濟，總會存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因而市場化進度總是有限度的；那么，市場競爭的公平程度、有序水準的提高，或者說市場經濟的質量建設則絕非幾十年時間便可以從根本上實現的，更是無止境的。
因此，我國以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為體制目標的改革進程，已進入由數量建設為主，即以拓寬市場機制作用空間為主，轉變為以質量建設為主，即以提升市場化競爭的公平與有效性為主。
市場機制的質量提升，說到底是市場秩序的建設和不斷完善。首先是市場競爭的主體秩序，主體秩序回答的問題是“誰在競爭”，其實質是企業產權制度；其次是市場競爭的交易秩序，交易秩序回答的問題是“怎樣競爭”，其實質是價格決定制度；主體秩序與交易秩序的統一構成市場經濟的內在競爭機制。
對應于內在競爭機制，市場經濟外在的環境秩序建設同樣不可或缺。首先是市場經濟的法治秩序，即在法律制度和法治過程中如何對市場競爭機制和秩序加以保護的制度安排，畢竟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因為市場經濟在內容上是貫徹法權，在形式上采取普遍的契約；其次是市場經濟的道德秩序，即在道德精神上如何支持市場經濟文明，畢竟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因而以誠信為核心的道德秩序是市場經濟文明進程的客觀要求；法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統一，構成市場經濟最為首要和基本的外在秩序。
《經濟參考報》：當前的歷史進程又賦予改革什么樣的新特征？
劉偉：改革歷史進程的重點是否由產品市場化轉變為要素市場化。
如果以如何定價來做為判斷是否市場化的基本標準，那么，中國到目前商品市場化程度已經相當充分了，至少90%以上的商品種類的價格決定已是市場定價，而不再由政府行政定價。
問題的根本在于，市場化更為重要的內容在于要素市場化，包括勞動、資本、土地等要素的市場化，而要素市場化所需要的制度變革要遠遠深刻于商品市場化。
從我國的改革進程來看，在各類要素市場發育中，勞動市場化速度相對較快，無論是農村勞動力還是城鎮勞動力，絕大部分的工資報酬(價格)是由市場決定，政府行政性決定工資水平的比例已經很低，盡管我國勞動力市場競爭的公平性、有序性、有效性還亟待提高。
相對而言，我國資本市場化程度較低，無論是直接融資市場還是間接融資市場，發育速度均較為遲緩。就直接融資市場發育來看，一是規模小，工商企業資本形成中來自直接融資市場的不足5%，二是秩序亂，中國股市投機性過強已成不爭的事實；就間接融資市場發育來看，一是價格(利率)決定基本上仍由政府行政管制，而不是市場定價，二是國有金融資本居絕對統治地位。
因而，中國市場化進程面臨的突出矛盾在于如何加速和深化資本市場化，盡管利率控制開始有所放松，在銀行體制改革上也取得了相當顯著的進展。
與資本市場化相比較，我國土地要素市場化程度更低，包括城市土地和農村耕地，無論是在產權制度上，還是在交易制度上，無論是在價格決定上，還是在法律制度上，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條件還遠遠不具備。要素市場化發育的滯后，是我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基本目標的改革進程深化的突出矛盾，從根本上制約著我國的市場化。
正由于上述改革本身的歷史性變化，使得改革，無論是在改革的方式上、還是在改革的動力上，抑或是在改革的重點和范圍上，都必須歷史地深化。
警惕市場化的倒退
《經濟參考報》：現在中國經濟規模已經達到世界第二，國民收入也進入世界中等行列，那么當前我國市場化進程處于何種階段？
劉偉：市場化進程遠未完成。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和發展方式的轉變的關鍵仍在于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導向展開的改革。
我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成長為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即工業化進入中后期，城市化進入加速期。同時市場化和國際化以及信息化也將進入深化和關鍵期。在這一時期面臨的最為根本的機遇是有可能再經若干年，比如十幾年或二十幾年的發展實現現代化目標。
從我國的發展現實來看，目前人均GDP已超過4000多美元，雖然尚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50%，但已由世界銀行公布的1980年的196個國家和地區的第189位上升至2009年的207個國家和地區的第124位。
在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背景下，在現代化目標達到之前，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會在7-9%之間，以目前的水平看，只要年均增長率不低于6%，預計到2020年，我國經濟將按不變價比2000年水平增長4倍，達到當代上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水平，即基本實現工業化和全面小康目標。到2030年我國經濟將按不變價比2000年增長10倍。達到當代高收入發展中國家水平，即按當代國際標準，全面實現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為在本世紀中葉成為中等發達國家奠定基礎。
《經濟參考報》：未來中國的市場化進程中可能面臨的風險是什么？
劉偉：進入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后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挑戰在于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發展中國家經過一段持續高速經濟增長，克服了貧困陷阱達到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水平之后，由于種種原因，出現長期停滯，在停滯的同時社會矛盾不斷深化，最后導致嚴重的危機，從而使本來可能實現的現代化機遇喪失。如上世紀的拉美現象和東亞泡沫，以及現在正發生的中東、北非危機等。
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發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創新力不足。首先是技術創新不足，從而使得新的投資機會和新投資領域難以創造，使得投資需求不足，進而導致內需疲軟，使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經濟衰退、失業率升高。
更重要的是制度創新滯后，一方面是經濟制度創新中的市場化滯后，大量的資源不是市場配置，而是政府行政性配置，使資源配置的市場競爭性效率降低；另一方面，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低下，使得政府所掌握的公共權力缺少民主和法制的約束，在市場化滯后政府掌握大量資源的條件下，企業要獲得資源勢必行賄于政府，而在民主和法制化滯后的條件下，政府權力缺乏約束，進而權錢交易的“尋租”行為就普遍起來。
這樣，資源配置就不再按市場競爭效率原則進行，而是按“腐敗指數”配置，既無效率，也無公平。此外，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使得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嚴重，尤其是大部分社會成員難以公平合理地分享發展帶來的利益，從而大大降低社會消費傾向，使消費需求的增長與經濟增長嚴重脫節，在進一步加劇內需疲軟經濟停滯的同時，引發社會矛盾加深。
顯然，我國要穿越“中等收入陷阱”，重要的在于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一方面在經濟體制上深入并完善市場化進程，努力提升市場化水平和質量；另一方面在經濟體制上加快社會主義民主化、法制化速度，努力提升政治制度與現代化社會發展的適應性；特別要協調好收入分配關系，兼顧效率與公平目標，控制收入分配差距，提高收入分配的合理性。收入分配既涉及公平，又影響效率。
就目前而言，深化市場化進程，在“擇機退出”中，我們可以更積極更主動。
為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各國政府采取了戰后空前強力的政府干預，雖然出于反危機需要，但要付出代價，對于發達國家或許更多的是政府擴大支出中的低效率和高通脹的損失，對于我國來說，或許就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可能產生市場化的倒退。
如果這種倒退是暫時的政策現象，或許還可以承受。但若長期化或制度化，則對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構成嚴重威脅，這種威脅會從根本上阻礙發展方式的轉變，而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在于通過創新，使經濟增長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擴大轉變為主要依靠效率提高，使競爭優勢從主要依靠成本低廉轉變為主要依靠技術進步。(記者
方燁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