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經濟特區街頭懸掛大型標語牌，表達特區人民堅持改革開放的決心。(1993年攝)。記者 劉玉生/攝

    深圳經濟特區，一個熟悉而特殊的名字。
　　“深圳，被賦予的角色不僅僅是‘特區’，更是中國改革的一種探索，既然在‘探’就是要摸索，在所難免會有一些爭議。”原新華社副總編輯閔凡路在接受《經濟參考報》專訪時這樣說。

　　“逃荒”逃出的“特區”

　　“窮”恐怕是1979年之前深圳最為生動的寫照。
　　“那時候沒有菜，只能就著梅干醬下飯，即便如此，飯也是吃不飽的。”已經在香港居住了40多年的蕭先生，曾在深圳長大。根據他對《經濟參考報》記者的描述，40多年前的深圳只是個幾十戶人家的小村莊，就是深圳的“上級”寶安縣城，也僅有一座兩層小樓。
　　而不遠處的香港則是另一派景象，作為世界上第一大免稅港，香港大部分商品免稅，還可以隨便購買黃金及兌換各國貨幣。煙、水果、糧食……香港所有的商品都不用票證，只要有錢就能買到。
　　那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年代，為了維持生計，當時很多沒有飯吃的深圳農民開始逃往香港。根據資料顯示，上世紀60年代初，寶安縣的10戶人家中，就有9戶半逃往了香港，往日勃勃生機的村莊一下子沒有了炊煙。
　　盡管無從考證，但正是這次“深圳大逃亡”，讓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正視深圳面臨的困難和現實，并探索和思考中國的改革之路。
　　1980年8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決定“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分別劃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區域，設置經濟特區。”
　　“殺出一條血路來！”深圳特區建設的號角就此吹響。打破大鍋飯、改革工資制度……改革在深圳這塊荒蕪的土地上如火如荼地進行，打破計劃經濟的種種改革舉措，也隨即引來諸方非議。
　　1983年，特區成立三年之際，一篇題為《舊中國租界的由來》的長文在北方一家黨報上刊發，并在隨后廣為傳播。文章內容影射正在進行各種市場化改革的深圳特區是新的“租界”，其后又有文章提醒，要警惕中國出現新買辦和李鴻章式的人物。
　　“人們的思維方式還是改革開放之前的，所以當全新的形式出現的時候，還是有很多人看不慣。”閔凡路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
　　1985年，拉開“對深圳第一次大圍剿”序幕的是香港《廣角鏡》雜志發表的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博士陳文鴻的文章《深圳的問題在哪里》，文章直指深圳特區沒有做到中央規定的三個為主，進口大于出口，引進的設備又是香港、日本淘汰的東西，同時，特區的繁榮主要是靠賺內地的錢實現的。此后，關于深圳的討論遍及海內外媒體。
　　在充滿爭議的輿論氛圍中，特區的各項改革和建設依舊前行，但腳步開始有些“遲疑”。時任深圳市市長的梁湘頗感壓力，曾多次邀請鄧小平到深圳看看，但鄧小平一直沒有明確回答。
　　直到1984年1月24日，一直在北京的鄧小平突然決定要到南方轉轉，“經濟特區是我的提議，中央的決定。五年了，到底怎么樣，我要來看看。”1月26日，鄧小平來到深圳特區視察，陪同父親南巡的鄧小平女兒鄧榕在回憶中提到：“鄧小平一路走來，大多是在看在聽。”
　　就在鄧小平離開深圳前往珠海的第三天，他寫下了25個字：“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并特意把落款時間寫為1984年1月26日，也就是他視察深圳的日子。
　　這一題詞，在第二天通過新聞傳遍全國，有關特區的爭論至此告一段落。鄧小平的題詞對深圳特區作出了肯定，為深圳摘掉了此前“租界”的質疑帽子。在鄧小平離開廣東后的第二個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決定，宣布“向外國投資者開放14個沿海城市和海南島”。中國的對外開放由點及面，最終形成了沿海全境開放的格局。
　　1987年，鄧小平再次就特區發表講話說：“現在我可以放膽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

　　“打蒼蠅”還是“關窗戶”

　　在1984年鄧小平南巡后，深圳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期”。
　　就在這里，領跑者——深圳蛇口工業區創造了多項中國第一：最早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最早開創由一家企業全資開發一個社區的先例；最早在全國采用工程招標的做法；最早改革干部制度，實行聘任制，破除干部終身制……
　　然而，就在深圳以日新月異的速度向前飛奔時，一些“小瑕疵”也開始顯露。上世紀90年代初期，深圳特區的性質再度成為爭論焦點。
　　“窗戶打開了，自然會有蒼蠅飛進來。”閔凡路說，“圍繞著深圳特區建設1992年所爆發的那場爭議，歸根到底就是我們要選擇‘打蒼蠅’還是‘關窗戶’。”
　　閔凡路回憶道，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一位老記者去了趟深圳，回到北京后老記者不時感嘆道：“當時站在深圳街頭，滿街都是卡拉OK廳、都是‘川妹子’‘湘妹子’，這還是社會主義嗎？”
　　“那時廣東有這么一種說法：先做流氓，后當紳士。”閔凡路說，“高樓林立的繁榮景象讓我感受到了市場經濟帶來的好的變化，但是深圳在學習香港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黃賭毒、官員腐敗、假冒偽劣等市場經濟中一些不好的東西，這對當時的中國是個不小的沖擊。”
　　也正是在這樣的現實情況下，一些人開始“憤言”。　
　　“引發國內出現非議聲的根本誘因，是國內外政治環境的變化。”閔凡路說。據他回憶，那個階段，國內曾出現政治風波，西方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國外蘇聯東歐出現劇變。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曾發表《大失敗》，預言中國會在世紀末之前垮臺。
　　“那時國內階級斗爭的弦又繃緊了，內憂外患的情況明顯的擺在那里。”閔凡路說。在他的記憶中，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外政治經濟可謂風云變幻。
　　“這種經濟體制改革，說到底，是取消計劃經濟，實現市場化”；“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會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斷送社會主義事業”；“‘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展資本主義”；“特區實行市場經濟體制，而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作為特區的深圳自然成為輿論攻擊的“橋頭堡”，被認為是資本主義“腐蝕”社會主義的一道門。
　　深圳特區能不能這樣辦下去？在巨大的輿論壓力環境下，深圳的創業家們也開始產生疑惑，這是正確的路嗎？
　　“在這種情況下，深圳出現了邊走邊觀望：外面投資的人在觀望，往這走穩不穩；里面干的人，原來想擴大規模、擴大生產的，也在觀望，以免此后翻車。因此1991年左右，深圳的經濟出現了停滯，甚至下降。”閔凡路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
　　關鍵時刻，鄧小平的第二次南巡給“尷尬”中的深圳吹來一陣春風。1992年1月，鄧小平第二次南巡，在深圳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他用鏗鏘有力、高屋建瓴的講話，系統回答了關于特區性質的問題，撥開層層迷霧，使得爭議逐漸平息。

　　特區該不該“特”下去

　　在鄧小平二次南巡掃平了深圳發展障礙后，深圳在發展道路上再次加速前行。“這時全國各地的人都涌入深圳，‘下海’就是那時出現的流行語。”閔凡路說，“當時深圳主要有三種人：一種是有知識的有為青年，他們帶著理想闖深圳；一種是打工仔，南下打工；還有一種就是當地人。”
　　在閔凡路的記憶中，當時的深圳在外人眼中“遍地都是黃金”，當你置身深圳時，整個人都會感到興奮，會被一大群實干家的精神所感動。“深圳最早引進的外資都是港資，都是來料加工，多為做服裝的企業，像蘋果牌的牛仔褲，一條可以掙幾元錢。到后來，美國的、日本的、全球的投資者都開始扎根深圳。”閔凡路告訴記者。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不得不提，“老板”一詞開始流行，也是源于那個時代。無論是對政府官員、還是對企業老總，在深圳，大家都稱呼其為“老板”，而這個稱呼習慣也在后來被國內的其他城市紛紛效仿。
　　不過，好景不長，1994年，爭議再次襲來。資料顯示，1994年3月，北京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寫了一份上呈高層的報告，認為特區不能再“特”了，必須要對中國經濟特區的政策進行徹底調整。“一柄鋒利的匕首戳在了深圳最敏感的部位上。”有人這樣評述道。但是在整個1994年，深圳選擇了沉默。而伴隨這位經濟學家持續在各地演講發表其觀點，加上一些地方領導人的不滿情緒匯聚，一股針對特區爭論的戰火開始升溫。
　　第一個站出來反駁的是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厲有為。1995年，厲有為在《深圳特區報》發表題為《深圳的實踐說明了什么》的文章，指責這位經濟學家鼓吹“特區不特”，質問“棍子向誰打來”。隨后這位經濟學家開始發文回擊，一個學者和一個城市將論戰推向高點。
　　而這場爭論在1994年下半年迎來轉折點，深圳經濟特區迎來了中央政治局三名常委的頻繁視察。　
　　根據報道顯示，1994年6月19日至21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視察了廣州、深圳、珠海等地，并代表黨中央、國務院發表了重要講話，為經濟特區的進一步發展指出了方向。江澤民特別強調說，中央對發展經濟特區的決心不變，中央對經濟特區的基本政策不變，經濟特區在全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不變。
　　4個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考察深圳等經濟特區時，再度強調，特區基本政策不變。
　　不久后，在1994年11月9日至16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的胡錦濤再赴深圳、珠海等地進行考察。對于特區，胡錦濤說，在新的形勢下，經濟特區的地位和作用不僅沒有改變，而且將在實踐中進一步顯示出它的重要地位，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就這樣，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在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發出通知——要求深圳所有傳媒立即停止刊登所有有關“特區不特”爭論和不點名批評那位經濟學家的文章后——戛然而止。

　　一篇網文引發的新思考

　　經歷了數年繁榮后的深圳，也面臨著新的思考。
　　2002年冬，一篇網文炙手可熱。網文的題目是《深圳，你被誰拋棄》，作者是“我為伊狂”。該文從深圳四大明星企業——中興通訊、華為、招商銀行和平安保險——“遷都”上海的傳聞寫起，從金融、高新技術產業、國企改革、政府效率、治安、城市環境等多方面直指深圳發展積弊。
　　這無疑深深觸動了深圳上下的心窩。只過了一個月時間，就有數萬網友閱讀了這篇文章，連時任深圳市市長的于幼軍也看了兩三遍，并稱“很有感觸”。
　　隨后圍繞這一話題的爭論紛涌而至。此前人們對“經濟特區”是否要繼續存在下去存有的爭議也開始重新升溫。有人甚至認為，經濟特區執行關稅等優惠政策，與WTO的精神相違背，“入世”之后，經濟特區的這些優惠政策都該取消。
　　可以想像，在國家戰略中地位的失落感，讓每一個深圳人都感到迷茫和不安。不可否認的是，深圳必然面臨新形勢與新挑戰。
　　《深圳，你被誰拋棄》一文引發的爭論的最終結果是，深圳不再追求成為綜合性超級城市，而是自覺定義為以高新技術產業為支柱的城市。
　　“首先，深圳的優勢在于創新；其次，深圳不做華盛頓、紐約；第三，深圳可以做硅谷。”于幼軍曾這樣描述過深圳的未來發展。這個思路也得到了包括質疑者在內的很多人的支持。
　　從深圳經濟特區誕生的那天起，探路，就是國家賦予深圳最大的使命。而爭議，始終伴隨左右。
　　沒人可以預計深圳未來的路究竟是否平坦，但毫無疑問，深圳仍將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最前沿的試驗區，繼續前行。　（本文由記者楊燁、實習記者梁倩采寫）

    鏈接：“闖出來”的中國改革“試驗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