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國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經濟學理論以及世界許多國家發展實踐證明,在這個新的發展階段,既面臨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可以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轉型跨越;也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致使經濟發展停滯和波動。借鑒韓國和巴西面臨“中等收入陷阱”采取的不同戰略和政策,形成對我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幾點思考。
堅持創新驅動
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進步,人民生活得到顯著改善。但由于經濟增長模式始終建立在以過度消耗能源資源和破壞環境的基礎上,發展缺乏內生動力、不可持續性的弱點已逐步顯現,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壓力進一步加大。韓國和巴西的經驗及教訓告誡,依靠科技創新促進經濟社會轉型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先決條件。未來五年乃至更長的一段時期,我國將進入以創新促轉型、以轉型促發展的關鍵時期。在清醒認識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對科技創新提出緊迫需求的同時,也要自信地看到,經過經濟多年持續穩定高速增長,我國已具備了走創新驅動發展道路的條件和基礎:我國已基本形成學科完備、領域齊全的科學技術體系,科技人力資源居世界首位,國際科學論文數量和發明專利授權數已居世界前列,部分領域呈現跨越發展的態勢,為創新驅動發展提供堅實的科學基礎和技術支撐;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未來五年,我國東部發達地區和中心城市將出現人均GDP超過10000美元的數億人口規模,城市化率將超過50%,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和消費水平的極大提升將對科技創新提供強有力的需求牽引;我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位,雄厚的經濟基礎將有實力反哺科學技術發展,而市場經濟條件下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則為經濟社會轉型發展提供內生動力。
加大科技創新支持力度
韓國和巴西的發展實踐表明,科技研發投入與人均GDP增長存在高度正相關。韓國正是通過幾十年來長期不懈地對科技研發投資,成功實現了經濟社會的轉型發展,躋身高收入國家和發達國家行列。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研發投入不斷增加,增長幅度與人均GDP的增幅大致保持一致。自2006年召開全國科技大會、頒布實施中長期科技規劃綱要以來,政府堅持把科學技術置于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提升綜合國力的關鍵!笆晃濉币詠,我國進一步加大了對科技研發的投入力度,國家財政科技投入每年保持20%以上的增幅。相對應科技投入的迅猛增長,2006年以來我國人均GDP增長幅度明顯加快,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作用愈加明顯。但需要看到,2010年我國全社會R&D/GDP的比重為1.80%,沒有達到“十一五”規劃確定的2.0%的目標,離世界主要創新型國家仍有較大差距。同時,科技投入的長期持續增長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投入結構不平衡、投入渠道分散、缺乏宏觀協調等深層次問題依然存在。“十二五”乃至更長的一段時期內,要建立有效的財政科技投入增長保障機制,繼續加大對科技研發的投入,進一步加大對聚焦國家需求的投入力度,有效提升科技經費的使用效率,為科技進步與創新提供重要的物質保障。
促進經濟與科技結合
韓國和巴西的發展實踐表明,政府主導下的科技體制機制創新成為科技進步和創新的重要動力。
韓國等追趕型國家科技發展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科技發展直接面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需求,通過創新有效提升產業和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二是擁有強勢政府,在科技宏觀管理中發揮著重要的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作用。
長期以來我國科技、經濟兩張皮現象比較突出:一方面我國逐漸形成了門類齊全的科學技術體系,科技發展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另一方面我國經濟增長仍然主要依賴要素驅動,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1985年我國出臺關于科技體制改革決定,提出經濟發展要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要面向經濟發展方針,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的政策,但制約科技發展的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主要表現在,科技管理體制機制不適應形勢變化要求,宏觀統籌不力,尤其是管理多頭、重復建設、條塊分割、低效利用問題突出,造成創新資源分散和浪費;政產學研用有機結合的體制機制不健全,科技成果轉化渠道不通暢,科技管理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欠缺。
未來五年,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轉型迫切需要盡快縮短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的時間,盡快將科技成果塑造為產業和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同時,政府要在理順企業、大學和科研院所等不同創新主體之間的權益關系、強化溝通協調機制等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