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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駐華商會認為，像鳥巢這樣的工程建設項目也應該納入政府采購并向外國企業開放。資料照片 |
繼中國美國商會發表白皮書后，中國歐盟商會近日也發布了研究中國公共采購市場的調查報告——《中國的公共采購：歐盟企業在中國參與公共采購合同競標的經驗》(下稱《報告》)。《報告》稱，外資企業在政府采購中遭受不公正待遇，并提出了政府采購領域進一步改革的必要性和系列建議。
然而，接受《經濟參考報》采訪的專家表示，外國駐華商會提出的問題不具有普遍性，他們的目的是要進一步搶占中國的政府采購市場。不過專家也認為，對相關調查報告應持辯證的態度，同時進一步完善落實我國政府采購領域相關法律法規。
外國駐華商會連發“白皮書”
中國歐盟商會由51家會員企業于2000年10月19日成立，其目的在于為歐盟企業在華發展提供一個共同的利益代表，目前會員有1600多家。在這份名為根據《中國的公共采購：歐盟企業在中國參與公共采購合同競標的經驗》中，中國歐盟商會認為，在參與公共采購合同競標時，歐盟企業所面臨的常見挑戰包括：對于即將開展的項目，難以獲得及時和準確的信息；對項目的具體評估標準缺乏溝通；招標信息下放導致更高成本和更低的透明度；公共采購授標流程的不公平申訴程序差強人意以及法律和規章中規定的做法在實施時往往會向本地公司傾斜等等。
中國歐盟商會主席戴杰在發布報告時還公開表示：據估算，現在在華歐盟企業由于重復的政策法規以及差強人意的政策執行與價值一萬億美元的市場無緣。透明、一視同仁的監管方式對于這個巨大的市場至關重要。
因而，中國歐盟商會建議，中國在公共采購的招投標中應確保所有投標者在開標時都能平等地獲得信息，應在招標過程中確保評估流程公正透明，重視公共采購對其他政策目標的影響，簡化中國在公共采購方面的法律框架。
據了解，中國歐盟商會是在2010年下半年，以參與中國公共采購市場競標的外資企業為對象，基于中國政府重視公共采購工作以及中國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GPA)談判的進展情況展開調查，調查主要通過訪談和咨詢的形式進行。
這已不是中國歐盟商會第一次對我國政府采購領域相關問題發布有關報告。據披露，2010年9月，中國歐盟商會發布了《歐盟企業在中國建議書2010/2011》，建議書認為中國的市場開放程度依然不足，并重點提到中國歧視性的政府采購行為造成了市場準入限制。
事實上，不僅歐盟商會，中國美國商會也曾連續數年每年發布《美國企業在中國》白皮書。
消息顯示，在去年的白皮書中，中國美國商會認為，中國加入政府采購協定(GPA)的進程緩慢，建議中國在加入之前，應當作出更大努力以求全面達到GPA的要求，而首當其沖的就是履行其2001年入世協議中有關采購的承諾，以及取消現行的國貨優先政策。中國美國商會甚至希望，在中國各級政府采購活動(包括中央政府、各級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采購)中，將在華外資企業的產品作為“本國貨物”，同時依照“政府采購中實施與正常貿易同樣的原產地規則”的國際慣例，簡化“本國貨物”的公式，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而在之前的2009年，科技部、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聯合下發了《關于開展2009年國家自主創新產品認定工作的通知》。按照有關規定，對那些被認定為擁有中國本土知識產權的產品，將被納入政府采購自主創新產品目錄，這些產品可在政府采購活動中享受政策扶持。消息一出，便引起了包括駐華美國商會在內的美國、加拿大、歐洲和日本在內等30多個商業團體的不滿。這些商會稱，該政策“把苛刻的歧視性條件強加給想要打入中國政府采購市場的公司”，稱中國政府給予中國企業的優惠政策帶有歧視性。
意在搶占政府采購市場
針對外國駐華商會的做法，專家普遍認為，外國駐華商會提出的問題不具有普遍性，只是個別案例或個別現象，僅就中國歐盟商會發布的調查報告而言，其內容就比較主觀片面。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法學博士、公共市場與政府采購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黃冬如接受《經濟參考報》采訪時表示，這次調查方法的使用存在3方面問題：一是調查方法簡單，使調查報告的客觀性和可信度大打折扣。從報告內容來看，本次調查僅使用訪談和咨詢方式。訪談對象也僅限于幾家公司及幾個公司高層，咨詢對象范圍狹窄。報告沒有調查的基礎數據和調查對象的全面數據，也沒有調查一線部門或投標代表。二是調查方式單一，使報告出現學術性色彩，帶有調查報告與學術的混同性，理論與實踐脫節，容易產生低級錯誤。如調查報告認為，中國“招標權的下放加劇了地方保護主義”，引用的竟然是印度尼西亞的例子。三是調查比較隨意，時間倉促。調查報告大量引用網站數據，大部分顯示查閱時間為2011年4月11日、4月12日。這不僅表明了報告形成的隨意性和倉促性，也突顯了其背后的動機和目的。
不僅如此，黃冬如認為，《報告》還“曲解”了中國的公共采購政策。《報告》僅通過歐盟公共采購的表述，在沒有舉出任何實例或調查依據的情況下，暗指中國公共采購透明度不高。這是明顯的先入為主的觀點。
其實，外國駐華商會頻頻針對我國政府采購領域相關問題發布各種“報告”、“白皮書”，其動機或目的并不難理解，中國政府采購市場保持持續增長給國外供應商提供了太多的想象空間。
黃冬如認為，外國駐華商會影響中國政府采購等政策是一項長期行為。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一方面歐美各國自身不斷出現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措施；另一方面卻在給別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施壓。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外國駐華商會大多對中國加入WTOGPA給予了極大的關注。社會普遍認為，中國歐盟商會出臺的公共采購調查報告實際上成為歐盟向中國加入GPA談判“施壓”的政策性工具。
黃冬如說，中國自2007年底加入政府采購協議談判工作遞交第一次出價清單以來，其談判工作一直受到外國商會直接或間接影響，比如在談判進程方面，中國在加入世貿時承諾在2020年前開放政府采購市場，但外國駐華商會要求中國盡早加入政府采購協議。還為此設立了時限，要求3-5年內加入，逼迫中方加快談判進程，如去年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中方承諾去年7月提交一份強有力的政府采購協議修改出價就是美國商會間接施加影響的結果。
我國政府采購法律法規有待完善
針對中國歐盟商會發布的調查報告，我國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國的政府采購始終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原則，《政府采購法》實施以來，采購活動的透明度和規范性較高。
外交部發言人同時表示，中國的政府采購制度仍處于初創階段，目前仍僅限于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使用財政性資金的采購行為。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著管理范圍較窄、規模較小等特點。
專家認為，要辯證地看待外國商會發布“報告”、“白皮書”一事，即一方面要清醒地看到“報告”、“白皮書”所提問題僅為個別現象，并不能由此以偏概全，另一方面，也要進一步完善落實我國政府采購領域相關法律法規。
以政府采購信息披露為例，上海政法學院經濟法系副教授楊華說，外國企業由于自身獲取信息能力等原因導致獲取信息方面出現問題可能并不是我們的問題，但在操作層面，個別地方的個別采購部門在發布采購信息時存在類似試探性“預先調查”的現象，這些行為就需要在今后進行規范。
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何紅鋒接受《經濟參考報》采訪時也提出，目前在“國貨”的界定、監督機制、供應商權利救濟制度、政府采購預算等方面，均有待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及加大貫徹執行力度。
而黃冬如認為，外國駐華商會應適應中國公共采購而不是嘗試改變，應理解中國公共采購而不是曲解。從時間跨度看，中國公共采購已取得西方國家無法比擬的顯著成績，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中國公共采購在發展過程中存在問題和矛盾是客觀必然。其問題和矛盾含有歷史性、復雜性、綜合性和頑固性等鮮明特點，需要逐步發展完善而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國公共采購的問題不會隨著外國駐華商會、西方國家或國際組織的提出而突然改變，它需要關注中國公共采購本身，統籌兼顧，全面協調可持續解決。所以，不能以歐盟、美國或想象的標準去看待正在前進發展過程中的中國事務。外國駐華商會更需要做的是，適應這一新生發展事物并積極主動融合，在融合中取得自身的最大效應”，黃冬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