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重慶正在建設全國規模最大的公租房，面積將達到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的建設任務由重慶城投集團和重慶建工集團承擔。圖為重慶市民正在公租房小區“民心佳園”參觀。新華社記者 周衡義/攝

    通過重組和新建等方式，重慶市高調組建了八個大型的國有建設性投資集團(以下簡稱“八大投”)，包括重慶市城投集團、重慶地產集團、重慶市水務集團、重慶市水利投資有限公司、重慶市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重慶市高等級公路建設投資有限公司、重慶開發投資有限公司和重慶渝富公司。
　　這八大投資集團由政府擁有，授權經營，通過市場化方式運作，成為重慶基礎設施、城市建設等公共領域重大項目的重要投融資平臺。
　　不可否認，重慶市的“八大投”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一些重大公益性建設項目提供了資金支撐。但隨著“八大投”的不斷發展與壯大，質疑之聲也越來越多。這些投融資平臺都是以土地作為發展基礎，政府如何擺脫土地依賴？城市投融資平臺的風險如何防控？國有企業不斷做大做強，是否會擠壓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
　　帶著這些問題，《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了“八大投”以及重慶市政府有關人士。

　　投融資平臺風險如何防控？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平臺存在負債過高的風險，重慶的“八大投”運營風險可控嗎？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表示，為了保證“八大投”的正常運轉和可持續發展，重慶市要求“八大投”在經營管理中做到“三個平衡”，設置了三道“防火墻”。
　　黃奇帆介紹，“八大投”在投資經營，每年要消耗大量資金，這些資金必須做到“三個平衡”：一是凈資產與負債的平衡，資產負債率在50%到60%。如果負債率過高，就會有泡沫，喪失信用。二是現金流要平衡。八大集團每年要承擔近400億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另外還要還本付息，兩項相加每年有五六百億元的支出。當然，各種投入也會有收入，高速公路收費、城市路橋的收費等，收入來源和融資資金、投資支出最后要現金流平衡。三是投入與產出或投入與資金來源要平衡。
　　為了防范金融風險，重慶市政府構建風險“防火墻”，要求“八大投”必須做到“三個不”。第一，重慶市財政不直接為八大投資集團融資擔保。比如“八大投”要借100億元，重慶政府出張空頭支票擔保一下，那么“八大投”的風險全部變成了重慶政府的債務，現在重慶政府一般不為“八大投”擔保，“八大投”之所以能在市場上融資，是因為它們自己的資本金和收入，以及各方面的平衡能夠有這個信用去借到300億元、500億元的錢，而不是靠政府的一紙擔保來融資的。
　　第二，八大投資集團之間互相不能擔保。因為互相一擔保，會掩蓋矛盾，某個集團的情況很好，就會為別的集團做擔保，等到一個集團出事，把八個集團都拉下水，這種“多米諾骨牌”效應要防范。哪個集團動不了了，政府高度關注，可以為哪個集團做平衡，把矛盾消解，不要等到幾個集團一起下水了，才事后來解決問題。
　　第三，因為投資集團中有些資金是中央給某些方面的專項資金，不能違反財務規定，在一個集團內，哪怕這個資金放在賬上還有余，暫時還用不了，而別的項目可能資金很緊，但不能交叉混用。

　　如何避免患上“土地依賴癥”？

　　近年來，土地出讓收入成為地方政府的重要財源，一些地方政府嚴重依賴“土地財政”。為了增加財政收入，一些地方政府熱衷于在土地上做文章，以地生財。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重慶“八大投”很重要的一個資金來源是和土地儲備有關系的，成為“八大投”的優質資產，成為獲得銀行貸款和市場融資的重要砝碼。
　　不過，重慶的土地儲備卻不是簡單地賣地，不是簡單依賴土地出讓金的收入，而是通過組建國有公司的市場化運作，合理、高效、可持續的利用土地資源。
　　從2002年以后，重慶市政府出臺了土地儲備的相關條規，建立土地儲備機構，專門推動土地儲備。這個土地儲備機構起到了“一個龍頭放水、一個池子蓄水”的作用，對土地市場的規范管理是有很多好處的，同時也提高了政府調控能力。重慶市政府通過賦予“八大投”土地儲備職能，建立了土地供給的“蓄水池”。
　　而幾年前，重慶主城區的許多土地掌握在開發商的手里，一些開發商囤積土地不開發，政府搞一些公益性項目建設，還要從開發商手里買地。
　　重慶市國資委主任崔堅表示，要想實現“八大投”可持續運轉，必須做好土地儲備的“兩個循環”。
　　從2002年以后，重慶市政府出臺了土地儲備的相關條規，建立土地儲備機構，專門推動土地儲備。這個土地儲備機構起到了“一個池子蓄水、一個龍頭放水”的作用，對土地市場的規范管理有很多好處，特別是在集團內部有“兩個循環”。
　　第一個循環是資金鏈上的循環，就是說，假如城投公司有10000畝土地，規劃上讓他儲備了，他拿出部分資金，完成規劃紅線內的這些畝土地征地動遷、產權過戶，使它成為信用資產，可以在銀行抵押貸款。一畝地如果抵押了50萬元，那么10000畝地就是50億元，城投拿了這50億元可以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這是一個循環，從儲備到融資都搞項目。
　　第二個循環，土地儲備了以后，要投入、開發，“七通一平”，然后把這個土地通過市場轉讓給房地產開發商。這是一個土地升值的過程，也許你50萬元一畝的地，轉讓的時候200萬元一畝了，這就有一個額外的收入。這個收入，部分土地出讓金要轉給區縣政府和市政府，部分資金用來抵扣基礎設施中的各種投資，那么，轉讓土地以后的收入用來還銀行，最終把銀行的賬平了。第一個循環是跟銀行借錢，第二個循環是把銀行的錢還了，這樣就形成了良性循環。

　　國企做大會否導致與民爭利？

　　“八大投”涉及土地、交通旅游、水務、水利、金融等行業，體量大，在行業中占據壟斷地位，民營資本難以介入，國企做大是否在“與民爭利”？這是記者在采訪中聽到的另外一種疑問。
　　對此，崔堅說，做大做強國有企業“蛋糕”，絕不是“與民爭利”，抑制民營經濟發展；相反，重慶國企在加速“奔跑”中，注重與民營經濟的互動發展，在一些投資風險大、回報率低領域先投先試，并且支持非公企業入股和參與國企改革，形成“國民同進”的發展新機制。
　　“融資難”一直是困擾許多中小民營企業發展的問題。重慶市探索由地方國有金融企業和以國資主導建立擔保公司、租賃公司，有效解決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2006年9月，重慶渝富公司出資，引入國家開發銀行、長江三峽總公司，經國家發改委批準組建了市級政策性金融擔保公司——重慶市三峽擔保集團有限公司，以服務庫區產業發展為宗旨，堅持政策性目標，實行市場化運作，較好地服務了三峽庫區產業發展。目前三峽擔保集團已為三峽庫區和中小企業提供擔保貸款325億元。
　　2010年，重慶市在全國率先提出大力培育發展微型企業，即雇工(含投資者)在20人以下、創業者投資金額10萬元及以下的中小企業，以此帶動全社會創業和就業。這些微型企業主要是個體私營企業。為此，重慶市專門制訂出臺了微型企業創業扶持管理辦法，予以空前的財稅支持，即“投資者出一點、財政補一點、稅收返一點、金融機構貸一點”，今后兩年半將發展6萬戶微型企業，新增30萬就業崗位。
　　崔堅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從今年起，重慶市國資將按照市政府的要求，連續五年每年上繳財政1億元，專項用于支持微型企業發展。
　　“國企作為‘探路者’，在市場風險大的經濟領域，實現了國有集團先投先試。”崔堅說，在位于兩江新區的江北嘴，政府組建江北嘴公司；在筆記本電腦基地--西永微電子園，組建了西永微電子園公司，充當了擴大開放，發展金融業和高新產業的重要平臺。
　　崔堅介紹，“八大投”在生產經營過程中，不是到處撒網或干預市場，而是嚴格出現在三大應該出現的領域：一是在關系國家經濟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戰略性領域，需要有國有建設性投資集團發揮主導、支柱、基礎作用的地方；二是在市場信號缺損、市場機制尚不能完全發揮作用的領域，如城市基礎設施、公共設施領域的瓶頸項目，民營、外資一時不會來投資，而社會卻迫切需要解決問題，政府手中有了這些投資集團，就可以主動出擊；三是，在地方政府既不能搞財政赤字、又不能直接擔保舉債搞項目的情況下，為了按市場化方法融資，平衡政府公共項目建設，也需要這類建設性投資集團作為融資工具。
　　目前，重慶市已形成“國民共進”的發展新機制。直轄時，重慶非公有經濟占GDP約26%，到去年比重已上升到60%。國有企業非公權益比重已達40%，有8675個非公企業與國有企業形成產業鏈服務關系。
　　崔堅說，國有集團整體上市目標實現后，按平均3倍市凈率計算，非公企業(占股40%)將因此獲得4000億元以上股權增值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