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部風險不斷增加的背景下，再看看美國企業。眾所周知，美國企業資產負債表狀況很好，許多企業擁有大量現金可用于投資。企業收入去年大幅增長45%，今年將轉為溫和增長，但預計仍將增長15%。但是，過去兩年中刺激企業收入增長的四大主要因素是大規模的財政刺激、空前的貨幣擴張、大幅削減開支和有所恢復的銷售增長，而前三個因素即將消失。當然，在短期內，公司可以通過回購股票或尋求并購來增加每股收益，但長期來看，增加收益最可靠的方法卻是擴大營業收入。這就提出另外一個問題，營業收入將從何而來呢？
　　這是一個問題的關鍵，也是解釋美國經濟能否達到“逃逸速度”并走上了自我修復之路的核心。只有在美國企業開始積極進行招聘和投資之下，這種情形才會發生，而前者又取決于市場對企業產品或服務存在穩定而持續的需求。在此背景下，重溫一下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討論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四個組成部分或許有用，即個人消費、資本及住宅投資、政府支出和凈出口。只要美國家庭持續增加儲蓄，在其資產負債表上實現去杠桿化；只要大量的存量房持續壓制房產投資；只要各級政府繼續實施財政整頓；而且只要美國仍處于貿易凈逆差國地位，宏觀經濟層面就不會出現持續性的需求來支持美國企業增雇人手和擴大開支。
　　如果在需求尚未改善的情況下撤出流動性支持會怎么樣呢？去年我們已看到這種假設的后果：在去年4月QE1結束和8月份QE2開始之間的一段時期內，標普500指數下降了12.5%。美聯儲對此十分苦惱，之后便公開表示其在必要的時機下盡力保持最為靈活的貨幣政策。

　　歐盟：風險與挑戰

　　美國的貨幣政策立場與歐洲強烈要求財政緊縮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由于歐洲地區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持續超過歐洲央行設定的2%的上限，歐洲央行本月初將基準利率由1.00%上調至1.25%。這不僅是危機以來第一個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央行宣布加息，也是近幾十年來歐洲第一次先于美聯儲進入加息周期。這種政策差距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歐洲央行只關注價格穩定，而美聯儲有維持價格穩定和充分就業的雙重政策目標；第二，歐洲央行緊盯廣義通脹率，而美聯儲的政策更多由核心通脹率決定，也就是說美國認為大宗商品價格暴漲是暫時的，因而無需擔心，尤其是當價格上漲是由供應因素所致。最后，歐美都存在產出缺口，歐洲的邊際生產力被普遍認為低于美國。自危機爆發以來，歐盟失業率增幅明顯低于美國，調查顯示歐洲閑置產能較少，有可能很快造成供應吃緊。除此之外，出于政治因素的考慮，歐洲央行對歐洲各國政府釋放出清晰的信號，敦促各國付諸更多努力解決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
　　而歐洲央行走上緊縮道路正是其巨大風險所在。在以德國為代表的歐元區核心國家快速增長、邊緣成員國經濟停滯甚至倒退的背景下，利率上升對邊緣國家弊大于利。一個明顯的原因就是貸款定價方式不同：在德國和法國，大部分抵押貸款利率是固定的，與長期利率一致，但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抵押貸款利率隨短期利率浮動。歐洲央行向歐洲銀行業注入無限量流動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加息帶來的打擊，但這還不夠。幾個成員國面臨的不是流動性危機，而是債務償還的危機，歐洲央行的加息決定將令這一問題惡化。
　　近來，葡萄牙財政緊縮預案被否，執政政府下臺，歐元區主權債務問題再度冒頭。但這并非意料之外，多數觀察家早已認識到歐洲并沒有及時發現問題并迅速果斷地解決根本問題，而是拖延最后危機爆發的日期而已。眼下的焦點是這場危機是否將傳給西班牙，希臘和愛爾蘭是否需要重組政府債務以及何時重組，也越來越被關注。在西班牙，除了缺少政治意愿，許多重要問題上還缺少明確解決方案，尤其是西班牙銀行系統需要注入多少資金進行資產重組，目前都無確定答案。西班牙央行估計的數額為150億歐元，信用評級公司穆迪估計約500億歐元，而一些不良債務及銀行重組專家甚至表示需要1500億至3000億歐元，如果真實情況與最后一種估計相吻合，那西班牙乃至歐元區的麻煩就大了。

　　中國的底線

　　目前歐洲和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和消費市場，占中國貿易總額的37%(歐洲占21%，美國占16%)。歐美應對宏觀經濟挑戰的政策選擇出現分歧，兩個經濟體便宛如一把雙刃之劍，將給中國造成巨大影響。因此，接下來的3到6個月將至關重要，因為政策決策錯誤的成本將顯著提高。考慮到上述外部力量的影響，中國勢必更加注重內部發展、擴大內需(“十二五”規劃)，在未來，當中國經濟降低了對外依賴，其經濟穩定性將得到增強，并將有助于改變全球經濟失衡的局面。

(作者為博茂資產管理公司(Permal)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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