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銀行門口的電子提示牌。記者 陸敏/攝

    近年來，隨著手機、互聯網等通信工具的廣泛應用，不法分子采取撥打電話、編發短信等方式實施的“電信詐騙”犯罪日趨猖獗，他們假冒國家機關、黨政要員、企業高管等各類具有監管職能的人員名義，大面積、高頻率散布虛假詐騙信息，實施“非接觸性”跨區域作案，侵害對象數量巨大、成分復雜，受害人損失嚴重，成為新型突出犯罪問題。

　　犯罪群體日益職業化

　　犯罪分子為逃避打擊，往往采取在A地購卡、B地撥打電話、通過C地虛擬號碼轉移到D地，對E地人群實施詐騙，得手后在F地轉賬、G地取款等反偵查手段，整個作案過程多區域活動，大跨度流竄。
　　來自警方的分析表明，近年來電信詐騙犯罪猖獗，最多時一年發案數達六七百起，但同期破案率不高。近年來，電信詐騙的手法不斷翻新、詐騙對象不斷變化，近期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是犯罪手段日趨科技化。犯罪分子通過郵件、短信、電匯等現代金融及通信技術實施詐騙、獲取贓款，犯罪過程中不與被害人直接接觸，犯罪的欺騙性、隱蔽性更強。特別是近幾年來，犯罪團伙選用跨省市手機卡異地漫游接打電話，運用短信群發、VOIP電話任意顯號、電腦模擬語音提示技術，利用“一號通”、“小靈通”多重轉接業務，使用境外服務器架設詐騙網站，用多重代理或CDMA無線上網技術維護詐騙網頁，給群眾識別和警方打擊帶來了難度。
　　二是作案方式越來越多樣化，侵害對象也不斷擴大。犯罪分子一方面不斷借鑒外國“先進”犯罪經驗，一方面不斷翻新詐騙內容和作案手法，從假冒黨政要員、企業高管的脅迫型詐騙，到虛構“中獎”、“退費退稅”的利誘型詐騙，再到謊稱親友車禍的避險型詐騙，以及官員受賄、生活越軌的恐嚇型詐騙，花樣不斷翻新，讓人防不勝防。
　　例如，云南最近出現了針對高校學生的電信詐騙案。麗江師專5名學生就先后被騙走8044元，罪犯自稱是麗江市教育局工作人員，稱因教育改革，1985年后出生接受九年義務教育的學生可以領取到部分義務教育學費的返還款，要求這些學生攜帶銀行卡并撥打電話XXXX，在ATM機上按電話中一名女子的提示操作，即可收到由國家教育總部發放的義務教育返還款，該校學生高某某、張某某等5名學生按對方提示操作后錢被轉到其他賬戶。
　　又如，云南一些州市有部分近期內購買新車的車主接到從異地打來的電話，在接通電話后，對方自稱是其所購車廠家的會計，告訴車主：現國家有政策，可以享受購車退稅，并說出車主部分信息及所購汽車的信息，在取得車主信任后，要求車主到ATM機進行操作，通過ATM機轉賬的形式騙取各車主銀行卡上的現金。
　　三是犯罪現場流動化。犯罪分子為逃避打擊，往往采取在A地購卡、B地撥打電話、通過C地虛擬號碼轉移到D地，對E地人群實施詐騙，得手后在F地轉賬、G地取款等反偵查手段，整個作案過程多區域活動，大跨度流竄，犯罪地點不斷變化，往往一個案件的偵查涉及若干個省、區、市。警方偵辦的一些案件中，一個詐騙團伙的電信痕跡顯示，在兩個月的時間內，犯罪分子即沿京廣線流竄往返達四次之多。
　　四是犯罪群體日益職業化。像“11?30”案件中以公司化運作的犯罪集團日益增多，其組織嚴密，分投資人、經理人以及操作人等多個層面，與上級實行單線聯系。一些詐騙集團還設有專門的辦卡組，如果成功詐騙數額較大，就一次性廢掉所有卡再重新辦理。此類犯罪方法最初由臺灣傳播到福建、廣東等地，隨著警方打擊力度加大，其犯罪窩點逐步向西部內陸地區蔓延，福建、廈門，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多個地區都有地域性職業犯罪人群。

　　“偵查難”“追贓難”導致破案困難

　　由于犯罪分子對大額資金采取多重劃轉的方式，把一個賬戶擴展到幾十個甚至上百個賬戶，而且大部分涉案資金都在中國內地以外的地區、國家取出，導致警方耗費了大量警力和時間后，常常只能查到一張假的或與本案毫無關系的開戶身份證。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目前電信詐騙犯罪存在發案率高、破案率相對較低的問題。一方面，由于電信詐騙犯罪成本低、回報高，導致此類案件發案率高。目前，個別地區有了印刷“刮刮卡”、販賣銀行卡、手機卡、群發器、替代郵寄、取款等犯罪環節專業服務產業鏈，極大地便利了犯罪分子。而電信詐騙犯罪在法律層面上仍沿用了傳統的詐騙罪標準，由于打擊困難，犯罪分子被查獲的少、被定罪量刑的少、被判重刑的少之又少，因此風險低，作案“回報”卻往往是巨額資金，使犯罪分子不惜鋌而走險。一方面，由于電信詐騙犯罪自身的一些特點及某些外部因素，導致警方破案存在“偵查難”、“追贓難”、“追捕難”、“取證難”、“處理難”等問題，破案率不高。
　　偵查難——由于其跨地區作案特性，大量協查工作需要外地公安機關、銀行、電信部門的密切配合，不僅花費的人力、精力、財力巨大，而且一個環節出問題就難以追查下去。電話多重轉移技術的運用使追蹤一個線索常常要跨越多個省市，只要一個通信關口局篩選不出信息，追蹤就難以繼續，在某起案件中，警方為追溯一個VOIP網絡電話來源輾轉上海、湖北、北京、河北、云南五省、市，花費數萬元，整個過程充滿了不確定因素，一旦出問題就會前功盡棄。
　　追贓難——由于犯罪分子對大額資金采取多重劃轉的方式，把一個賬戶擴展到幾十個甚至上百個賬戶，而且大部分涉案資金都在中國內地以外的地區、國家取出，導致警方耗費了大量警力和時間后，常常只能查到一張假的或與本案毫無關系的開戶身份證。這不僅帶來了人員、經費負擔沉重的問題，同時也拖延了偵查工作的進度，導致一些信息資料因時間過長而無法獲取，證據取得、偵破工作都受到影響。如揭女士的這起案件，是云南警方通過公安部到建設銀行總行才查到了相關情況。
　　同時，由于犯罪分子得手后迅速通過多次劃轉等方式轉賬、取款，還導致贓款難以追回。
　　追捕難——近年來，此類犯罪由最初的主犯直接實施，轉為雇傭招聘懂某地方言的骨干和馬仔，“突擊培訓”后組合操作，有的主犯甚至在大陸區域外幕后遙控，遠程指揮，很難抓捕歸案。

　　改號軟件在終端上顯示官方號碼

　　在VOIP網絡電話管理上，雖然我國電信條例明文規定運營商之間數據交換時必須隨送主叫顯示，但相關部門監管不力，導致部分運營商放縱不法分子在網關上隨意設置虛擬號，實施欺騙性非常強的任意顯號詐騙手段，普通人稍微疏忽就會步入圈套。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在全國的多起電信詐騙案中，一些機構的正常業務常常被不法分子利用，也給各地警方辦案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最明顯的是許多不法分子使用了網絡改號軟件，以便在終端上顯示公安機關等官方號碼。例如在揭女士的這起案件中，揭女士之所以查詢“南通市公安局”的號碼與自己接到的電話號碼顯示一致，其實是犯罪嫌疑人使用了改號軟件。而據記者了解，在VOIP網絡電話管理上，雖然我國電信條例明文規定運營商之間數據交換時必須隨送主叫顯示，但相關部門監管不力，導致部分運營商放縱不法分子在網關上隨意設置虛擬號，實施欺騙性非常強的任意顯號詐騙手段，普通人稍微疏忽就會步入圈套。當前，一號通、VOIP網絡電話已成為犯罪分子發布虛假信息的主要渠道。此外，一些改號軟件5000多元就能輕易買到，而且是正規公司開發的正版軟件。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各自為政，各商業銀行自成體系，數據資源都匯集在總行，對于公安機關急需的資料信息，需逐級上報查詢，而銀行卡犯罪多是跨行、跨省作案(取款)，關系錯綜復雜，如按程序一步一步走，周期長、效率低，使案件錯失調查取證的黃金時段。部分商業銀行錯誤地認為，儲戶是受害人，和自己沒有直接聯系，不及時提供相關信息資料，不主動配合公安機關偵辦案件，延誤戰機，造成了犯罪活動發現難、線索證據收集難、犯罪空間擠壓難的“三難”局面。此外，一些銀行的設施老化、監控失常、監控圖像不清等，導致對偵查工作起到關鍵作用的資料信息失效或失去實際價值。
　　此外，不少銀行為了完成業務量，對銀行卡的辦理管理極不規范，利用假身份證開戶、持他人身份證開戶、利用一張身份證反復開戶現象十分突出。如有的銀行為提高業務量委托給外面的公司辦理，辦儲蓄卡只要身份證復印件，不需要本人持身份證原件，而復印件在人才市場等地都能輕易地得到；一些銀行卡在外面甚至公開買賣，比如有的學生辦一套工農建交銀行的卡，兩三百元就賣給了別人。在警方偵破的一些案件中，僅收繳的銀行卡就多達400余張。而查案時，警方通常先追查銀行賬號，但追查下來很多都是無效賬號，往往導致線索中斷。
　　法律界人士認為，要從根本上遏制電信詐騙犯罪，僅僅靠公安機關“單打獨斗”、事后介入和打擊顯然是不行的。他們從專業角度提出了建議：首先，應當加強警示、宣傳力度。這方面韓國、我國臺灣地區等有一些經驗，這些地方也曾經歷過電信詐騙案的高發階段，其主要經驗是依靠社會各界進行聲勢浩大的公益宣傳，普及防范知識。除了利用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媒體，還應當依靠單位、學校、社區等組織宣傳活動，在機場、車站、碼頭或是金融網點等場所，也應當在醒目位置長期設置公安機關確定的警示牌，同時可通過移動通信部門定期發送警示短信。
　　其次是逐步完善和落實金融、通信行業監管法規。手機通信、互聯網的管理規范還有待進一步健全完善，建議通過政府牽頭加強對這些行業的監督，明確其應承擔的義務和應負的法律責任，對違反規定者應堅決處理。

　　電信詐騙12種常用手法

　　1、電話欠費型。
　　冒充電信工作人員向事主撥打電話告知其電話欠費，謊稱事主身份信息可能被冒用捆綁登記了欠費電話，并聲稱幫助事主聯系報案。由此展開騙局。
　　2、透支消費型
　　通過手機短信稱手機用戶銀行卡在某地刷卡消費若干元。在用戶回電后，假冒銀行及公安局謊稱該銀行卡可能被復制盜用。
　　3、通知退費型
　　冒充稅務局、郵電局、銀行等部門工作人員，謊稱要進行退稅、退多收款活動。
　　4、虛假中獎型
　　以公司慶典或新產品促銷抽獎為由，通知受害人中了大獎。
　　5、低價購物型
　　不法分子發送出售二手車等虛假信息，要求欲購者交定金、托運費等費用。
　　6、編造事故型
　　以醫生或警察名義謊稱被騙人親屬生病或車禍住院搶救，甚至謊稱遭到綁架，騙其匯錢到指定賬戶實施詐騙。
　　7、發布賬戶型
　　群發短信大量發送“請把錢直接存到某銀行賬號”等內容。
　　8、彩票透碼型
　　謊稱可提供準確的中獎或內部信息，只需向指定賬戶匯入錢款即可。
　　9、熟人借款型。
　　通過網絡電話任意顯號或進行QQ聊天，冒充熟人向受害者借錢。
　　10、騙取話費型。
　　撥打“一聲響”電話，一旦回撥該號碼，就產生高額的話費。
　　11、冒充領導型。
　　假冒領導、秘書或部門工作人員等身份打電話給基層單位負責人，以推銷書籍、紀念幣、劃撥款項、配車、幫助解決經費困難等為由，讓受騙單位支付訂購款、配套費、手續費等。
　　12、招工信息型
　　以高薪招聘“公關先生”、“特別陪護”等為幌子，要求受害人到指定酒店面試。然后聲稱向指定賬戶匯入一定培訓、服裝等費用后即可上班。

    鏈接：“接了倆電話　被騙了2300多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