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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國集團（G20）3月31日在南京召開會議，商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相關事宜。總的來說，共識未變而沖突加劇。
沒有人否定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缺陷，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正積極使其貨幣納入到特別提款權（SDR）的籃子。實際上，2011年1月在中美兩國華盛頓聯合聲明中，美國就表示過支持逐步推動人民幣納入SDR籃子。
SDR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創(chuàng)設的一種儲備資產和記賬單位，亦稱“紙黃金”。會員國在發(fā)生國際收支逆差時，可用它向IMF指定的其他會員國換取外匯，以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IMF的貸款，還可與黃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當國際儲備。
對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式和速度，特別是在哪些要素是改革的核心變量方面，各國幾乎沒有交集。失望是注定的，各界對G20這一危機后出現的全球治理平臺的有效性也開始疑慮。
作為歐元區(qū)的核心代表，危機之后，法國就站在了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最前沿。早在2008年10月的歐盟領導人峰會上，法國總統薩科齊就提出了現有國際金融秩序必須經歷“全球范圍內的大洗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需要動一次大手術”的主張。
根據今年3月IMF的最新統計，截至2010年末，歐元在全球儲備貨幣中的占比為26%，僅次于美元的61%，位居世界第二位，是美元最大的挑戰(zhàn)者。因此，法國開出的“藥方”就是一鼓作氣、對國際貨幣體系進行“休克”改革。
美國的態(tài)度則隨著危機的發(fā)展不斷修正。最開始采取“善意的忽略”策略，逃避美元泛濫造成全球危機的責任。隨著經濟逐步走向復蘇以及憑借美元仍具有霸權地位的優(yōu)勢，美國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作為談判的籌碼，利誘各國特別是發(fā)展中國家分擔全球經濟失衡的成本。
這一次美國財長蓋特納提出的所謂“各國匯率制度不對稱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障礙”的看法只有那些具有彈性匯率、獨立央行，并且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的國家，其貨幣才應當包括在SDR籃子中。這只不過是近一段時期施壓人民幣升值立場的縮影。
與此相比，中國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根本立場未變，仍強調其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但對將人民幣納入SDR籃子的熱情已有所減緩。
早在200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曾提出創(chuàng)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wěn)定的國際儲備貨幣的思路，其中包括了建立SDR與其他貨幣之間的清算關系、推動SDR在貿易、投資和其他經濟活動中計價、創(chuàng)立以SDR計值的資產及完善SDR的定價和發(fā)行思路。
對SDR前后態(tài)度的差異，顯示出中國在全球金融體系改革中的戰(zhàn)略目標正在形成，即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根本途徑仍在于本幣的國際化。
就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而言，SDR不過是一種次優(yōu)選擇。SDR設立之初，并未要求在實際貿易過程中IMF成員國直接用SDR進行結算。實際上，成員國必須用自己的SDR換取美元，然后用美元支付貿易逆差。
SDR持有國可以通過兩個途徑得到美元：第一個途徑是，成員國之間自愿做出互換安排，貿易逆差國中央銀行用分配給本國的SDR從其他國家中央銀行換取美元；第二個途徑是，IMF指定對外狀況良好（如有貿易順差）的成員國從對外狀況欠佳（如有貿易逆差）的成員國購買SDR。
然而在SDR出現后不到兩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此后的國際貨幣體系發(fā)生了兩個重大變化。首先是由于浮動匯率取代了固定匯率，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需要減少，對儲備貨幣的需求也隨之減少。其次是由于資本跨境流動的自由化，貿易逆差國不難從資本市場獲得美元。
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儲備貨幣的可獲得性不再是人們所關心的重要問題。由于儲備資產的獲得不再以美國的貿易逆差為條件，SDR存在的必要性大大下降。
事實上，此后除了繼續(xù)充當IMF的計價單位外，SDR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中并未發(fā)揮重要作用。
基于以上的因素，未來中國更應該按照自己的節(jié)奏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體制改革，而不是拿匯率、資本項目開放等為代價，換取象征意義大過實際效果的貨幣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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